谈“诗言志”与“诗缘情”.docVIP

谈“诗言志”与“诗缘情” 　　【摘 要】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的两大重要的理论命题，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围绕这二者展开的讨论极多，也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但也有的互相矛盾。在一些论述中，“诗言志”与“诗缘情”被描述为互为对立的两大诗歌理论主张。也有一些论述在描述中国的诗文传统时，将“言志”与“载道”作为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互为对立的两大潮流，在这里，显然“言志”不再是上古作为政治伦理的诗教观，而转而成为与“缘情”相近似甚至画等号的理论命题。众说纷纭，各不相同。这有理论者各自的见解不同的关系，也有时代变迁中理论内涵的丰富与衍变的原因。重提“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命题，我们首先还是要从二说的起源谈起。 　　【关 键 词】 诗言志；诗缘情；古典诗歌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的两大重要的理论命题，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围绕这二者展开的讨论极多，也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但也有的互相矛盾。在一些论述中，“诗言志”与“诗缘情”被描述为互为对立的两大诗歌理论主张。也有一些论述在描述中国的诗文传统时，将“言志”与“载道”作为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互为对立的两大潮流，在这里，显然“言志”不再是上古作为政治伦理的诗教观，而转而成为与“缘情”相近似甚至划等号的理论命题。众说纷纭，各不相同。这有理论者各自的见解不同的关系，也有时代变迁中理论内涵的丰富与衍变的原因。重提“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命题，我们首先还是要从二说的起源谈起。 　　一、“诗言志”和“诗缘情”的起源 　　“诗言志”这个命题从文献来看，最早出现在《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但一般人们对《尧典》有可能是战国以后伪作的怀疑。在现存典籍中，《左传》对“言志”的记载当是确切可靠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称赞子产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国宴请晋大臣赵孟，席上郑国许多大臣赋诗赞颂晋人，唯伯有赋《鹑之贲贲》，以“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借机表达对郑国国君的怨恨。郑臣赵文子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这些记载与春秋时代“赋《诗》断章”以为外交辞令的风气有极大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诗言志”在《尚书》和《左传》两部典籍中已有成形的表述，却是肯定的。后来经由《庄子?天下》篇的“诗以道志”和《荀子?儒效》中的“《诗》言是其志也”等阐发，到汉代学者解经以《毛诗序》中的详细论述为代表，而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诗学观。 　　“诗缘情”相对于“诗言志”是后起的理论命题，其最早的文字表述当出自西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倘若我们追溯其根源，还会发现陆机的“缘情而绮靡”与他之前的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说有着极大的顺承性。而在陆机之后，刘勰和钟嵘对于诗与情的关系又有进一步的表述。《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以及《物色篇》中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等等。而《诗品序》中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后面具体举出了“春风春鸟”“秋月秋蝉”等四时的物候变化和逐臣游子、戍卒怨妇等人世的沧桑遭遇对人的心灵的影响，说“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以说，“诗缘情”由陆机正式提出，而经南朝诗论大家的阐述，给诗歌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关于“情”与“志”的讨论 　　其实，“情”与“志”并非如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那样的完全的二元对立，“情”“志”皆从心，古人也多有“情志一也”之类的话。二者在内涵的边界上具有极大的模糊性，既可以互为对立面，又能统一于同一话语之中。这是历来讨论差异巨大的重要原因。本文不打算对历来的讨论作一陈清和梳理，而只想就“情”与“志”在两大原命题中的实际所指作一点初浅的探索。虽然前贤达人多有妙解，小子所为不过拾人牙慧，然亦自陈心得耳。 　　既然是要放到原命题中来考察其实际所指，那么联系两大命题产生的社会背景也就在所不免了。“诗言志”和“诗缘情”在典籍中的起源已如前述，但二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则极不相同。“诗言志”似乎可以看作是春秋以来“赋诗断章”以为外交辞令到汉儒解经这一系列诗歌运用行为的诗歌功能观的理论总结，其间孔子论诗对于这种功能观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朱自清先生的经典之作《诗言志辨》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对“诗言志”的内涵作了非常精辟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