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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北疆，车之要轮 　　摘 要：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对此，许多学者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在总结前人相关成果基础之上，尝试从北方政权的数量、存在时间，以及在历史中的比重等角度入手，进一步分析北方民族及其政权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以期阐明即使统治地位不断发生变化、更替，但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民族从未从中国大家庭中脱离，相反，却大大增强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凝聚力、创造力。 　　关键词：游牧文化；北方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17-02 　　王锺翰先生主张，中国的历史是由以中原农业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和以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方民族王朝”组成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生活在长城内外广大地区的北方民族，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对于北方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北方民族突出代表、蒙古族杰出首领成吉思汗对王罕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最具代表性：“大车的轮子有一个折断时，就再也不能乘坐它游牧了……”[1]其实，整个中华文明何尝不是这辆大车，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何尝不是这辆大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而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一、北族之浮沉起落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给人的印象是“暴起暴落”[2]，“来时排山倒海，去时无影无踪”。据史料记载，北方民族早在“东渐于海，西被流沙”的夏疆域内，就有“岛夷卉服”的民族；商代，西部有羌方、土方、鬼方、人方和戎方，东部有东夷；西周时期，有肃慎、犬戎、西戎和赤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有狄族，东北有胡、肃慎、貘等；秦汉时期，乌桓、鲜卑、扶余、挹娄、匈奴、西羌和西域诸族矗立北方；魏晋时期，柔然、敕勒、突厥和吐谷浑在北方出现；隋唐时期，北有契丹、奚、室韦、??H，西部及西北有突厥、回鹘、吐谷浑；宋辽金西夏时期，北及东北有契丹、女真，西有党项、羌、西夏；蒙元时期，蒙古族崛起于北方并建立元朝；明末，满族兴起与东北，并且君临天下。其后，满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回族、维吾尔族长期居于北方之地。原居于中亚一带的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撒拉族渐渐内迁。19世纪中叶，朝鲜族陆续又从邻国迁入北地。如果把这些北方民族按照地域分布来划分，则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北方地区民族、东北地区民族和西北地区民族[3]。而且，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有的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或王朝。最具代表性的如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匈奴冒顿单于建立的匈奴、党项族建立的西夏[4]、契丹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更有君临华夏、统一全国的蒙元以及满清。 　　谈到北方民族，不能不谈到万里长城。作为前沿防御[5]的标志，长城旨在“拒敌于门外”。这条举世闻名的空间界线，从东到西，绵延上万里，是古代历史上南方农耕民族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措施，更是划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无形界限。面对匈奴铁骑的一再南侵，秦国、燕国、赵国都开始修建长城，并且，都选择在北方地区修建，而不是在南方修筑。究其原因，应当与北方诸如东胡、匈奴等民族以游牧为主、集体的人数众多、行动快速，以及在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北方民族往往能够快速地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原地区以及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一次次冲击，或是摧残，或是洗礼。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南方民族一般只能形成分散的、实力有限的地域性集团，他们在面对北方民族强大并且快速的冲击下，往往表现的不堪一击。农业历来是中国的立国之基，而广大游牧地区的存在，使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世界上更是独树一帜。农、牧两大类型的经济与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在中国古代既互相矛盾又是互相依赖。游牧生活、生产的单一性与不稳定性，使牧区对农业区有更大的依赖性，而且，考古发现证明，游牧社会中也有某种程度的农业活动[6]。同时，牧区始终保持的部落亦兵亦民的集体性社会组织，尤其是强有力的骑兵，很容易形成一阵阵、一股股快速有效的军事优势，成为农业区的严重威胁。 　　早在史前时代，中华文明就存在这样一个文化区：东北、蒙古和新疆高原及青藏高原畜牧渔猎文化区[7]。在这片文化区域内，包含有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渔猎文化和海洋文化，以及少部分的农业文化，其中以拥有开放性、流动性为突出特点的游牧草原文化为最基本的形态。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之充满生机、活力，并且善于吸收异质文化，主动进取。“移动以及随时作有关移动的抉择，是游牧社会人群适存于资源匮乏且变量多的边缘环境的利器”[8]。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使他们难以形成深厚的文化传统，因而一旦与中原农耕文化接触，就很容易被其同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