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的传播及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docVIP

存在主义的传播及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也逐步走向复苏、繁荣。建国以来一直遭到批判和排斥的欧美“资本主义”文化即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开始在中国大量译介。1980年至1989年,几乎所有西方“现代派”文化思潮流派都在中国登台亮相,兴起西方文化热潮。以萨特为核心的“存在主义热”是其中之一,它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新时期文学中“人”的观念的发现、深化与重构,开创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本文着重分析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一、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长期以来被视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到深刻改变当代文学面貌的文艺思潮,存在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初经历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知识合法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些致力于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实现思想启蒙的传播目的,以种种迂回曲折的传播策略,巧妙绕开了意识形态的权力规避,并在不违背意识形态对垒原则的前提下,完成了存在主义文学的知识合法化。; 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有利条件应包含以下两方面:一是存在主义作家必须政治正确;二是这些作家在处理重大政治题材时没有立场问题。唯有符合这两点,才能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打开意识形态壁垒。因此,强调西方存在主义作家政治立场的正确性,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播存在主义文学的首选策略。在介绍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时,柳鸣九充分肯定了萨特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尽管萨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试图用存在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但总的说来,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是赞赏的,这就显示了萨特作为一个超脱了狭隘阶级局限性的思想家的风度。将萨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作为评价其政治立场的思想基础,显然有利于论证萨特的政治正确。而柳鸣九认为萨特“超脱了狭隘阶级局限性”的观点则语带双关:一面固然是以超越阶级分野的标准淡化萨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身份;另一面实则借此暗讽“文革”阶级决定论的思想流毒。; 由柳鸣九对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的分析中,不仅可见某种过度阐释的思维逻辑,亦可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引进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的良苦用心。尽管柳鸣九在介绍萨特的政治活动时尚不失客观态度,但在解释其政治表现的历史原因时却有失偏颇。因为在柳鸣九的政治阐释下,萨特所有反抗强暴的政治活动均来自其进步的政治立场。萨特曾经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他所具有的道德良知和正义感才是引发作家所有抗争行为的精神动力。这份源自公共知识分子品性的反抗冲动,其实远比作家的政治立场更能说明问题。但为论证存在主义作家政治立场的进步性,中国知识分子往往采用了“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实用主义策略,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人性良知等个人话语转化为一种政治性的集体话语。这种阐释方式在确认存在主义作家政治正确的同时,也为其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获取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然而,在刘放桐看来,存在主义文学却是一种反启蒙—理性传统的“新人道主义”。他将20世纪以来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均称为“新人道主义”。这些新人道主义批判和否定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思想,“要求恢复被理性主义所压抑和沉沦(也就是‘异化’)了的人性”。他认为新人道主义集中反映了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潮流,要剥去压抑和歪曲人的本质的物质和精神(理性)以及社会等“虚伪的”外壳,恢复人的原始的、独特的、内在的本性。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剥离了人的社会属性,那么新人道主义就有可能被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存在主义文学本身就是新人道主义的集大成者,它对于启蒙—理性人道主义传统的批判,正暗合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维护自身权威、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刘放桐认为存在主义作为新人道主义的重要流派,具有一种间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功能。因此,存在主义文学也相应地具备了意识形态合法性。; 由上述观点可以看到,尽管柳鸣九和刘放桐等人在认识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方面存有分歧,但他们为存在主义文学争取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努力却不言自明:柳鸣九将存在主义文学整合到启蒙—理性人道主义传统中去的目的,是想在反封建角度为传播存在主义文学获取意识形态合法性;而刘放桐对存在主义文学“新人道主义”性质的界定,则是利用新人道主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功能,赋予存在主义文学一种维护意识形态权威的话语功能。; 二、存在主义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萨特存在哲学的不断启迪和深化着70年代末以来文学表现人生和自我的发展情状。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作为对“文革”的反思,卢新华、刘心武等作家创作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纷纷问世,中国文坛从此涌动起一股股“人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