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的地图学综述.docVIP

对中国历史的地图学综述 ; 一、关于出土古地图的研究; 对古地图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热点,近三十年来,相关研究不仅学术成果众多,而且从学术理论、方法和视角来说,大部分学者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当属对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图和1986年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的研究。何双全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中综述了出土地图的整理过程和图幅内容,介绍了全图的编缀情况,研究了出土地图的编绘技术,并按图的用途所规定的内容,把放马滩秦图分别称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13]1226。曹婉如在《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中认为,这些地图是按照一定方位绘制的,并考虑到距离原则,若以裴秀“制图六体”来衡量,可以说,这些有注记的地图是依“准望”和“道里”,而关于“分率”“高下”“方邪”和“迂直”这四项原则,则不精审[14]1825。章珊在《放马滩出土地图的年代问题》中认为出土地图的绘制年代并非秦始皇八年,而是在公元前300年以前制作的[15]58。张修桂在《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中从墓主的身份、经历,结合文献记载,全面论述了出土地图的绘制背景,认为1号图和2号图的绘制时间当在公元前320年左右,而3~7号图则绘于公元前305年前后[16]4448。张修桂在《当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地图——天水放马滩地图研究》中认为,这些地图绘制于公元前300年以前,其中第一图组完成于公元前324年至公元前319年之间,第二图组成图于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300年之时[17]141161。朱玲玲在《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中研究了这些地图的绘图成就,藉此还探讨了先秦地图的渊源[18]6167。雍际春、姜生分别在《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和《论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之九嶷山图及其技术传承》中按照现代、西方地图绘制技术标准来评判中国古代地图,切入的视角颇有新意[19]108114。对于宋刻《平江图》的研究,杜瑜在《从宋〈平江图〉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中指出,历史文献关于宋平江府城规模及其子城范围的评判“大部分有误”,实际上大城周长约三十二里,子城周长约四里,且全城左右基本对称[20]9096;汪前进在《〈平江图〉的地图学研究》中认为《平江图》城区平均比例尺为12000,子城的比例尺为1170,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平江府(今苏州市)城市的地理面貌[21]378386;钱玉成在《宋刻〈平江图〉的比例》中认为该图采用的比例分为三个层次,城外仅具示意性质,无统一比例,城内北半部东西方向的比例为13000,其余采用的比例为12500,子城采用的比例最大,为16000[22]8081。陈香白、郑锡煌在《〈永乐大典〉所辑“潮州城图”考略》中根据大量史料考证出,《永乐大典》所辑“潮州城图”是元、明之际以宋代绘制的“潮州城图”为底本的摹绘图,其底本绘制于宋端平年间(1234―1235),绘制人可能是《潮州图经》(1236年)的作者黄梦锡等人[23]272279。刘建国在《〈禹迹图〉考辨》中将伪齐阜昌七年刻石的《禹迹图》(收藏于西安碑林)与绍兴十二年刻石的《禹迹图》(收藏于镇江市博物馆)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认为《禹迹图》不仅是当时科学水平很高的一幅山水地图,还是一幅严谨独特的行政区划图[24]4055。任金城在《〈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中论述了《广舆图》在各个方面的学术价值及其八种版本,高度评价了《广舆图》对我国传统制图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它的史料保存价值[25]118134。汪前进在《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中通过对《皇舆全览图》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发现该图采用的是着名的桑逊投影原理,并非传统认为的三角投影原理[26]186194。黄盛璋、汪前进在《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中否定了该图为清人所绘的说法,推测该图是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27]177187。汪前进在《石刻〈六经图〉综考》中研究了保存在江西上饶市博物馆的石刻《六经图》中的六幅地图,并与杨甲的《六经图》进行比较,推究出《六经图》的原貌、刻图年代及二者的渊源[28]8390。汪前进在《〈静江府城图〉的成图时间、作者及地图要素》中研究了摹刻于今广西桂林市北鹦鹉山南麓石崖上的《静江府城图》,认为它绘于南宋咸淳六年三月至咸淳八年春之间,由经略使胡颖主持绘刻,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幅宋代城市地图[29]384388。曹婉如在《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中根据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南宋《严州图经》卷首所附九幅地图与三卷经文的记述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文不是地图的文字说明,而是记述地图所绘的地区之情况,推翻了人们通常的认识[30]374382。朱玲玲在《从郭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