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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韩家庭伦理剧刍议 ;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以及国家广电部门在特定历史阶段对历史题材电视剧、涉案剧、谍战剧等某些电视剧类型播出权限的规避与限制,使得现实题材电视剧这一电视剧类型在中国的电视剧题材构成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家庭伦理剧更是以其贴近现实生活,关注当下社会实际的通俗化叙事特征成为了最重要的电视剧类型之一,见证着中国电视剧的产生、发展与繁荣,丰富着中国的电视剧荧屏并不断形成收视高峰,创造出收视热点与传奇。而在韩国的电视剧题材类型中,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与历史剧是三个主要的电视剧类型,由于韩国的历史较短,历史剧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因此家庭伦理剧几乎占据韩国电视剧类型的半壁江山。; 中韩两国电视剧对家庭伦理剧的倚重,再加上地域上的毗连与文化上的亲缘,使得很多研究者开始关注两国家庭伦理剧的比较研究。通观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研究人士在两者之间的比较过程中出现了厚此薄彼的倾向,即拔高韩国家庭伦理剧的社会价值并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国家庭伦理剧的现实意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好恶倾向,笔者认为原因有三,首先,韩国的电视剧类型构成简单,制作者在电视剧的创作选择上有明确的指向性并有相对稳定的创作环境与制作周期,可以投入较多的精力进行“精耕细作”,从而提高电视剧的品质;而中国的电视剧类型相对复杂,再加上国家相关部门对电视剧类型、题材与风格等方面不定期的限定,使得中国电视剧制作者的投机心理明显,从而无法对电视剧进行更为精细化的创作,造成中国家庭伦理剧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次,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浮躁、急功近利、道德滑坡等社会性阵痛,中国观众希望藉由电视剧等文化作品寻求情感的皈依与精神的疗救,但是中国的大部分家庭伦理剧不仅没有承担起情感慰藉的重要职能,反而放大了社会现实中的阴暗、矛盾与痛苦;而恰逢此时,韩国家庭伦理剧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裹挟而来,其表面和谐、温馨的风格特征也就势不可挡地征俘虏了数以万计中国观众与学者的心。最后,心理学认为人类对外界刺激有着趋新、求异的心理特征,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这种外界刺激一定要在人类心理的可认知范围之内,而“陌生化”效果则认为如果这种外界刺激是在原来的认知结构上的面貌改变则更容易产生新奇的认知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家庭伦理剧之所以会引起中国学者的欣赏与赞同,正因为它是相似的文化传统不同风格的电视剧呈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许多学者所做的这种对比不无合理性。但究其根本,中韩家庭伦理剧风格的不同是它们面对不同的文化语境所呈现的差异化叙事特征。具体如下:; 1.家庭观念:分裂型叙事与内聚型叙事。电视剧所表现的家庭观念往往是现实家庭观念的某种折射与反映,而现实的家庭观念又常常是历史因袭与时代变迁双重作用的结果。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摒弃了由“家”而“国”的实现个体价值的途径,“家”与“国”一并成为他们攻击与批判的对象,在他们的批判视野中,“家”成为封建统治的地狱牢笼,严重束缚人性的自由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在新思想的感召下,他们纷纷成为封建社会的“逆子”,争先恐后逃离因循守旧的家庭。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集体主义的高扬无形中贬抑了个体对家庭的归属,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倾向变得更加畸形与严重。因此,在长期的政治型社会体制下,在主流的话语叙事体系中,中国家庭的情感功能被严重弱化,个体与家庭常常处于疏远与游离的状态。而这些在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则表现为分裂型的叙事特征,即在家庭观念上,个体不同程度地出现对家庭的厌倦、疏远、背叛以致逃离。在《中国式离婚》中,家庭使男主角苦恼、厌倦甚至窒息,数次与妻子闹到离婚的地步;在《小麦进城》中,男主角同样遭遇两度外遇事件并精神出轨。; 而在韩国家庭伦理剧中,受制于“功利主义的家庭主义”的影响,韩国的家庭伦理剧在整体上表现为内聚型的叙事特征,这种家庭观念同样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韩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经历了殖民地、美军政、战争、分裂、军事法西斯主义等悲剧性历史事件,反而在客观上造成个体对家庭的依恋,使他们认识到除了家庭以外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保护自己,孤独的个体只有以“家庭”为中心才能度过艰难的历史时期。为了生存下去,每个个体都要为家庭做出贡献,家庭成了每个成员为之努力与奋斗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功利主义的家庭主义”在韩国的家庭伦理剧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与表现。比如在屏幕上呈现的家庭大多是以父亲为核心的传统家庭,因为父亲承担着家庭经济来源的重任,其他的家庭成员只有依靠父亲才能获得经济保障或社会地位,他们环绕在父亲身边各司其职,从而维持表面和谐稳定的家庭秩序。; 2.家庭类型:社会化叙事与生活化叙事。由于中国长期形成的政治型社会的影响,在中国的家庭伦理剧中,家庭通常不会成为唯一的叙事重心。电视剧中的人物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