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量好拓片，一部书法史.docVIP

巨量好拓片，一部书法史 　　二零零五年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创办二十周年，学校决定成立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科成为北京市书法研究基地，并建立中国第一家高校书法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现藏有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所藏的历代碑帖拓本1100余件，当代艺术家戈壁舟和学者安旗先生收藏的古代碑帖拓片约1100件，以及现当代名家墨迹、古砚、印石等二百余件。 　　抱着一览中国书法文化艺术的迫切心情，本刊记者联系上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宗成振，宗老师本硕博皆就读于首师大书法文化研究院，2007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见证博物馆从成立到如今初具规模的一个曲折路程的同时，对博物馆有了深厚的感情。 　　“博物馆珍藏的3000余件展品，除了少量的晚清、民国时期名家的墨迹和砚台，90%的藏品是拓片。”宗老师说。 　　一家书法文化博物馆为何不收藏书法墨迹原作，而收藏这么多的碑帖的“复制件”？宗老师解释：“第一，纸质的东西不好保存，随着时间的推移，能保存下来的纸质墨迹会日渐稀少；第二，墨迹原件的价值太高，从财力上来讲，收集墨迹原件不是一家高校博物馆所能承受的。拓片本身具有三个层面的价值：历史文物价值、文献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作为侧重书法文化研究的机构，博物馆收藏如此众多的拓片，就是因为拓片能够清晰、完整、准确、生动、真实地再现古代书法艺术的面貌。对于捶拓时代久远，拓工精细的老拓片来说，其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非常明显。因为很多古代碑帖石刻因火灾、地震或自然侵蚀，甚至于是人为故意地破坏，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无法阅读。对于这些已经被破坏的碑帖石刻，拓片就成了再现其风貌的唯一实物，具有‘孤本’的色彩。” 　　博物馆珍藏的每一张拓片，都蕴含着一段精彩的故事。宗老师介绍的泰山刻石拓片和嵩山三阙拓片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山刻石拓片有价值 　　馆藏拓片中，价值较高的要数泰山刻石拓片。据宗老师介绍，泰山刻石是秦始皇封禅祭天时刻于泰山顶的，相传书写者是宰相李斯，字体为小篆，书法流动婉约。 　　“泰山脚下的东御座中，如今保存的只是泰山刻石原石的残片。残片能保存到今天，已经是一种机缘了，它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坎坷。”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泰山刻石被一场大火损毁，碎石被遗弃。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泰安前任邑令蒋因培带人在山顶玉女池中搜集到两块残损的刻石石块，上面残留10个字，于是将残石镶嵌于岱顶东岳庙壁上。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岳庙墙又遭遇坍塌，泰安知县徐宗干几经周折，才在瓦砾中找到这块残石，随后让道人刘传业将残石移到山下，嵌置在岱庙碑墙内。光绪十六年（1890年），残石被盗，找寻十余天，终于在城墙北门桥下发现，又重新放于岱庙院内。宣统二年（1910年）知县俞庆澜为防止刻石遭风雨剥蚀，在岱庙环咏亭修建了一所房子，将泰山刻石及徐宗干的跋和自己写的序共3块石头嵌于石屋内，周围加铁栅栏保护。1928年，石屋迁到岱庙东御座内，修筑一座门式碑龛，将以上3石垒砌其中。建国后，在碑龛正面镶装玻璃加以保护。 　　“泰山刻石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这是秦始皇封禅祭天的文字记载，它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这是李斯书写的成熟的小篆，作为秦小篆的典型代表，泰山刻石的艺术价值在书法史上有很高地位。” 　　馆藏的泰山刻石拓片，有被损毁后的十字本拓片，也有没被损毁之前的二十九字本拓片。但遗憾的是，二十九字本拓片不是整张拓片，而是剪裱本，通俗地讲就是被裁剪后装订成了书籍的形式。“尽管二十九字本拓片的字迹非常清晰，但鉴定专家对它的真实性有不同意见。这需要更深入地考证和检验，只有公认无疑的东西，才有说服力，但这些并不妨碍它依然是好的教学素材。” 　　名人题跋的深意 　　少室石阙和太室石阙、启母庙石阙合称嵩山三阙，均为条石磊筑，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庙阙。其石刻为汉篆刻石之上品。嵩山三阙拓片的原石如今还在嵩山。馆藏的嵩山三阙拓片本身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启母庙石阙拓片的边侧上还有两行吴昌硕在八十二岁的题跋和钤印。吴昌硕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金石学家、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他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吴昌硕的题跋所表达的意思是，在他看到的启母庙石阙拓片里面，这张拓片算是最好的一件。 　　题跋说明这三张拓片之前肯定经过吴昌硕的手。“我们讲一件拓片的价值，除了拓片本身的价值，还包括附加信息带来的价值。有的拓片可能因为题跋，它的价值会提升一个档次，尤其是名家的题跋带来的效应会更加明显。拓片题跋的内容往往很宽泛，可以是对拓片内容本身的解读，也可能是题跋者自己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