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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的 民主化与法制化 东方传统的政治思想观念 东方文化的两大基石： 道德、艺术 西方文化的三大支柱： 科学、法律、宗教 东方文化中的政治思想 以仁治国 “人伦本位”和“义务本位” 伦理与政治二者同一，是东方文化的一个根本思想！ 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元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 王道 东方文化中的政治思想中是以“王道”而治天下，而王道则是注重为政者的“德”，这种“德”可使平民百姓心服，自发地拥护爱戴君王和社会秩序。 王道 在王道政治中，如果有权威存在的话，那绝对不是典章制度，不是法律的条文，而是为政者的德，而且百姓感受到在位者对自己的关心和垂爱。 艺术的文化 东方的文化是艺术的，这里所说的“艺术”是相当广义的，并不仅指一个一个的文艺作品，而是指一种精神取向。 艺术的学习过程不是靠严谨的规律，而是通过对典型作品的模拟进而有所体会，才能有所发挥。 尧、舜、禹、汤、文、武、成王等等，这些受到孔孟的推崇，便成为我们道德行为的典范。孔子从不鼓励为政者颁布律令，但鼓励他们以身作则，给人民一个道德行为的模范，所以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因此，我们从孔子的诸多论著中找不到像摩西十诫这类的戒律，孔子给后人留下的更多的是“崇高德行的典范”。司马迁在《太史公孔子世家赞》的开始便引用《小雅》中的语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用“礼”来教化民众，是为礼教 “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平静地生活，彼此相互尊重、相互依赖，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 中国的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恪守这种礼教而获得成功。他们把一生用在学习和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以施教，官吏用以宣传，所以当人们找到恪守的好方法时，中国便治理得很好。” ——孟德斯鸠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种礼的思想，要求人们能忍则忍，得耐且耐，在这样的政治理念指导下的官僚阶层只要求对上级负责，讲求关系，重人情，不讲原则，不重理性。忠君贬民，为了“礼”，他们可能徇私枉法，他们缺少“以舆论为君，以民意为师”的民主思想。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因而排孔、反孔成为观念形态革命的起点。 人治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 治家=治国 治家的法则是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 仁 这种“仁”的理念使得一个人的任何行动或言行受道德价值的牵制，人的行为处处受到制约，在这种政治理念的影响下，民众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影响极小，是一种 “从属政治文化” 西方政治民主思想对东方的影响 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东方的国门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法制化程序，具有高效的经济、行政管理方式，公正、公平的民众参与政治方式，都对东方传统思想造成极大的冲击和影响。 为了使自身文化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东方国家开始主动或被动的吸收借鉴西方政治理念，向民主、法制过渡。 日本（にほん） 日本是最快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东方国家 效法西方，脱亚入欧，走向法制现代化 明治维新 世界史上一大奇迹。一个又小又穷，资源贫乏的封建国家，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便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多方面的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自由民主运动——使“自由”、“平等”、“民主”观念渗入民心 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 颁布宪法——构建日本近代法制基本体系 《最后的武士》 大手术 东方的道德传统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的观念。在“人伦本位”构成的人际关系中，个人从孩童时就慢慢培养起家庭和家族荣辱与共的意识，进一步发展成为义务感。我国道德传统中的义务包括：父母对子女的义务是“慈”，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是“孝”，君对臣要“惠”，臣对君要“忠”，兄对弟要“友”，弟对兄要“敬”等等。在东方的传统道德学说中，从来没有界定过父母、子女、国君、臣下等的权利。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过去是按照忠信的儒家理论模式来构建的，公正和权利概念很难找到。 因此，日本在构建自己的法律体系前，必须对自己的法律体制进行一场大手术，也就必须引进西方的“权利”的概念，同时，为了寻求与其国情相适应的法律制度： 《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法典》，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民法典，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鉴和效仿，对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其内在的价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 在我们兴师动众起草《中国物权法》的时候，我们不由得要想起这个法典。因为眼下我国的民法学者在争论的好多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