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近代中国金融业的演变-李材料.pptVIP

近代中国金融业的演变 传统银钱业的盛衰互见 近代钱庄的发展 随着进出口对外贸易及本国工矿航运业的发展而发展。 除上海外，最初开埠的四口以钱业作为支撑日常金融市面，钱庄是广州的百业之首。 上海钱庄业的发展 家数：19世纪80年代，五六十家，1910年，132家。 资本额：1912年106万两，1926年1341万两。 盈利：1912年49多万元，1925年323万余元。 钱庄继续发展的原因 业务拓展（使用庄票、汇票向进出口商人提供信贷）。 业务方向的调整。新式银行出现后，开始学习银行，经营抵押贷款。原来和产业界联系很少的钱庄，这时也开始面向民族企业。 资本规模的增长：买办资本的渗透，外商银行和票号对钱庄的融资。 汇划制度：票据交换制度的雏形。 钱庄符合中国商人的习惯，在商品流通渠道的作用优于银行——“汇票均向钱庄收售，因彼不索抵押及保人，悉凭信用。”招商局等，将钱存入钱庄、银号，可得到比存项数额更大的贷款。 钱庄成为商业枢纽 进出口商可凭庄票支付款项。 旧时钱庄发行的本票。因采用不记名式，故可在市面流通，视同现金。 洋商习惯用汇票，由买办换成支票，向钱庄支付。 商人向钱庄贷款，钱庄向票号、银行贷款。 外国银行对钱庄拆款，最多1000多万两，每庄最多七八十万两。 官银钱号的产生 太平天国爆发后，清政府财政吃紧，通过创办官银钱号发行银票、钱票。 各省官银钱号，各省缺钱，中央摊派。 清政府丧失了统一全国币制、控制全国通货发行的能力。 实力比民间钱庄强。 官款比重大，50%以上。 经营内外债。 票号的兴起 票号的兴起 票号的经营管理制度：总分号制、顶身股 票号的兴盛 票号的衰落 分号掌柜家属由总号赡养，实际上是扣为人质。通信由总行代转。掌柜任期满后需通过审核才归还家属，带有封建帮会色彩。 新式银行、钱庄的发展；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争夺官款业务。 官银号和地方官办银行的兴起，承办庚款业务。 业务经营上墨守成规。外国在华银行势力和中国新式银行业的兴起，逐渐成为票号业的有力竞争对手。 票号的衰落 业务从汇兑扩大到存放款业务。但观念陈旧，往往侧重同业间拆借业务，不愿对外放款。 存款利率低于钱庄，活期存款不给利息。放款利率高于钱庄，侧重长期贷款。 手续刻板，以官款和富豪的大宗款项为主。常由钱庄斡旋。 势利，对商人不放在眼里，呆账更多。 银行、官银钱号在汇兑方面，钱庄在存放款业务方面均优于票号。 清王朝的覆亡与票号的消失 1911年武昌起义后遭劫掠，仅日升昌在北京等5个城市被抢的银子和财物就达15万多两。清政府所欠的巨额债务无人承揽，票号遭到灭顶之灾。晋商因中央财政破产而造成的损失超过1200万两白银。 1913年，山西票号提出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元银洋作为本金，重组票号体系。因不能提供抵押，被拒。该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号被拖欠的债权达3100多万两白银，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近300万两白银。各地军阀催逼，广西军政府强行提走10万两前清官银。 1914年10月， “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 1917年， 20家票号资本700万两，债权与债务之差1000多万两，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1921年仅剩归绥大德通一家, 已不办汇兑,只靠发放少量的贷款维持局面,从此票号一去不返,自行消亡。 新式银行的发展：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操纵下的上海金融危机 银行同业拆息(Interbank Offered Rate),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其同业之间的货币市场上拆出、借入资金的利率/息率。 同业拆借市场的拆借期限通常是1—2天为限，短则隔夜，多则1—2周，一般不超过1个月 外国银行对钱庄，每千两每日0.4两。 随银根紧张程度波动，收回拆款进一步造成紧张 洋厘：银元1元折合的白银重量。 银元，西班牙鹰洋，每元重七钱二分。 计价用两，收支用元。七钱三分上下波动。 在上海市场，拆息行市和洋厘行市是反映市面金融动态的灵敏指标。 1866-1867年的上海金融危机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南方的棉花出口恢复，国际棉花和棉织品价格下跌，许多参与棉业投机的商人和企业亏损破产并拖垮向其提供贷款的银行。1864-1866年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爆发了经济与金融危机。1866年伦敦贴现股份公司等17家英国银行相继倒闭。上海的汇川、利华、利生、利升、汇隆、呵加刺等六家英资银行因其英国总行投机失败也相继倒闭，由此引发信用收缩。 外商银行、票号、钱庄出于安全考虑而收缩信用，这“使得商业交易受到严重的限制，缩到极小的范围以内”，商号和钱庄因直接或间接参与商业投机而倒闭的很多，最终酿成了上海开埠20年来的首次金融恐慌。 上海1871-1873年金融危机 1871年11月，淮盐汇款流向扬州300万两。外国银行提供一些帮助，损失不大。 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