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聂华苓 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docVIP

90岁聂华苓 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图片选自三联书店《三生影像》一书）爱荷华河汩汩地流着，像一条深灰色的绸缎，绕着整个爱荷华城蜿蜒地铺展开来。四十年前，聂华苓和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把家安在了这河边，房子取名“红楼”。红楼倚着山，背后是大片的树林，天气好的时候，会有鹿在附近散步觅食。早年间，聂华苓常和安格尔绕到红楼后面的树林喂鹿，日复一日，鹿越聚越多，他们便有了一片“鹿园”。每次旅行后回爱荷华，开车回鹿园的路上，望着一望无际的原野，安格尔总会忍不住赞叹，“华苓，你瞧，黑土地，多好的土！”今年爱荷华的冬天一如往常，河边的树落了叶子，高高地矗立在黑土地里，偶有松鼠在枝桠间跳来跳去。按路边信箱的指示盘山而上，车开出不远，就看到红楼掩映在高低错落的树间，在一片灰色中显得亮眼。沿着台阶拾级而上，门上端端正正挂着“安寓”的牌子。门上的风铃发出脆响。聂华苓穿了件紫色毛衣，外面套着毛绒罩衫，身材瘦瘦小小，说起话来声调却高高的，很有精神的样子。天气阴沉，她把客厅的灯打亮，黄色的灯光把屋里照得很暖和。这像是一个充满了回忆的屋子，墙上挂的照片和画，桌上是有年代感的摆饰，柜子里的书和唱片透露了主人的喜好，艺术品充斥着房间每个角落。聂华苓喜欢花，她的餐桌上、窗台边、客厅里总能看到盛开的花，都是被精心照料下生机盎然的样子。从餐厅的窗向外望去，鹿园有些冷清。聂华苓倒了两杯雪利酒。安格尔还在的时候，小酌曾是两个人每天的乐趣之一。碰上好天气，他们在爱荷华河上划船聊天，她喝雪利酒，安格尔喝杜松子酒。后来剩下聂华苓一个人了，她还是保持着喝雪利酒的习惯。但年纪大了，慢慢喝得少了。“你知道吗？这个灯是我和保罗去美洲旅行的时候买的”。聂华苓轻啜了一口酒，“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灯，觉得好喜欢，就买了下来。回到爱荷华，等这个灯寄过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就在我们放弃等待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它就寄到了。”她指着餐桌顶上造型别致的贝壳灯。90岁了，聂华苓总是忘事。有时候下一秒就忘记自己上一秒在做什么，想说什么。同样的问题，她会问好多遍，边问边抱歉，“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刚刚可能问过了。”但关于屋里每个摆件的故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忆起遥远年代的那些人事物，哪怕再微小的细节，她也记得真切。“1978年，我去大陆探望艾青。车开到胡同，开不进去了。你也知道北京的胡同，窄得很呐。我和保罗就下了车，沿着胡同往里面走。远远看到一个人，站在家门口东张西望。走近一些，我就喊了一声‘艾青！’艾青看着我，喊了一句，‘你怎么才来啊！’” 聂华苓夫妇在荡秋千。 别离30年1978年，离开三十年后，聂华苓第一次重新踏上了祖国大陆的土地。回中国的前一天晚上，爱荷华风雨大作。鹿园的一棵百年橡树，疯狂地呼啸，爱荷华河水兴奋地波动。18个小时的飞机，聂华苓没有合眼。落地香港，转罗湖。罗湖桥的那一头，就是乡土了。聂华苓一家人顺着“往中国”的箭头向前走。上了桥，聂华苓停下脚步，回头看看。那是好长的一段路。火车响着柔和的汽笛，穿过小雨，薄雾，青青的田野，从深圳驶到广州。30年未见的大哥和妹妹两家人来接站。因为搞错了见面地点，一拨人在车头等，一拨人在车尾等。人潮散去，终于认出了彼此。“他们朝我们跑。我们朝他们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朝天乱抓。不知先抓哪只手。不知先和哪个人说话。还得认人，还得埋怨，还得解释，还得抢手提包。”尽管见面前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遍，重逢的场景仍是惊喜中些许混乱。团聚后的一家人从广州坐车到武汉，终于回到大江边的家乡。长江的水和从前一样地流，江汉关的钟和从前一样地矗立。“只是家早就不在了，全都变了。”聂华苓说。1925年，聂华苓生在武汉。父亲聂洗是贵州省平越行政专员，聂华苓的母亲是个温良的妇女，生养了八个儿女。聂华苓在回忆录中这样描绘母亲，“一身黑缎旗袍，斜靠在珠罗纱帐镂花铜床上，看着手中的书，细声吟着《三笑姻缘》《天雨花》《笔生花》和《再生缘》。”童年聂华苓靠在她身边，仰望着她柔和的眼神，听着故事。平静的童年并未持续太久。父亲去世，一家人失去了主心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聂华苓的母亲带全家人到乡下三斗坪避难，尽管是在逃难，母亲仍希望聂华苓能有学上，于是决定把她送到湖北恩施去念中学。离开三斗坪去恩施上学，母亲不能跟了去。一路送聂华苓到镇上上船，母亲流着泪，叮嘱小心冷暖，专心读书。嘱咐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念了一句，“你舍不得妈，妈又何尝舍得你？我就靠你们以后为我扬眉吐气了。”聂华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最后一句话，决定了她的一生。学校里的同学都是和聂华苓一样离家出来念书的。人人眼巴巴盼望家信。许多女孩家在日本占领区，收到一封家信，有的笑，有的哭。原本不识愁滋味的年纪，也不知道怎么排解苦闷。晚上上自习课，两个人共用一盏桐油灯，灯草悠悠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