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现代文学三十年》与现代性的文学史观.docVIP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现代性的文学史观 王 瑜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具有转型意义的代表作，其以“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视角为关注点，摆脱了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唯“阶级论”是从的理念。“现代”一语不仅是个时间概念，更是价值取向变化的标志。“现代性”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应用凸显的不仅是语言，更是不同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现代；现代性；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2)02-0045-04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和王超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①是“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具有标志意义的转型之作，时至今日仍是诸多地区教学的首选教材，其打破了固有的编写范例，凸显了新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一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提出：“周氏兄弟在本世纪初提出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文学观念……作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创作方法、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上的基本特点[1]5-7。”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所言的现代文学的这种“启蒙”性质实质上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特征，这从4位研究者的一些更为具体的概括中可见一斑。“现代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性质，对文学内容与形式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它要求文学的通俗性，启蒙对象——文化程度很低的普通人民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文学的现代性，既表现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形式，以便于把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思维方式、艺术欣赏能力都处于蒙昧状态、低级阶段的读者提高到现代化水平”[1]10-11。 在钱理群等人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发现，他们已经在有意识地追求凸显现代文学的“现代”特征了。他们在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时，更多地是从现代的角度，而不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的二元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他们区别于乃师王瑶以“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治史方式，更多地突出了新文学的“现代”因素。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较早试图以“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建构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的主要著作之一。“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随着国家的拨乱反正工作试图确立新的叙史方式，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较早出现的“报春燕”。 不仅在编写理念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潜在地持有以“现代性”重新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设想，在实际的编写过程中，“现代性”更是被置于表现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通俗小说”一向是被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出现，更多地是被批判的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叙述中，它一反常态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发展的重要一环，这在以前的文学史论述中是很难出现的。钱理群等讲道：“通俗文学的概念一向比较模糊，是因为它的文学地位的不确定性。长时期以来人们强调它属于‘旧文学’或‘封建文学残余’的一面，而来不及认识它由旧文学向现代性的新文学缓慢过渡的一面[2]。”从对“通俗文学”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已经摆脱了以往文学史采用对立思维、强调斗争的叙史模式，更多地看到不同文学样态发展过程中的另一面和相互融合借鉴的态势。将通俗文学看做也具有或也可以具有现代因素的文学形态本身就是治史观念的一大飞跃，这无疑是对以往文学史写作方式不同思考和审视的结果。在具体作家作品评论介绍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更是力拓新视角，挖掘出了沈从文等作家作品的价值，并给了他们合理的入史地位。这同样是以“现代性”作为评价标准得出的结论。 除“现代性”编写视角的体现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另一突出特色是其试图建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尽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仍是“现代性”，但这并不妨碍钱理群等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打通的追求。虽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没有系统地提出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但其编写理念已经体现出了这一构想。因此，这本著作可以看做中国现代文学史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之间的一个起衔接作用的过渡物。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绪论》直接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九一七——一九四九)，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4位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组成的构成情况。“照顾到现有的研究状况和格局，20世纪中国文学暂时可以作这样的划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