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当何解.docVIP

“风情”当何解白居易辑《白氏长庆集》成，曾附诗一首：“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在《长恨歌》（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个疑问，就是前句的“风情”究竟该当何解？是男女相爱之情，还是美刺教化的国风精神？这关乎文章主旨，值得讨论。一、关于对“男女爱情”之说的辩驳明凌?鞒酢抖?刻拍案惊奇》卷十四写道：“听说世上男贪女爱，谓之风情。”依此说，“风情”便是男女相爱之情了。南唐李煜《柳枝》词：“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宋柳永《雨霖铃》词：“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中的“风情”便都是这种意思。《长恨歌》里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帝妃之恋确为“希代之事”，自然涉及男女相爱之情，但有论者据此论及《长恨歌》的主题在于歌颂爱情，便过于牵强了。首先，从创作时间来看，《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正当白居易政治意识与现实感极强，大胆革新之时，诗人当是以文学家的才情，史学家的眼光审视过去，鉴戒当代。正如明代张纶言在《林泉随笔》中所说：“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华，为声诗以讽刺时君，而垂戒来世。”其次，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一方面，贞元、元和年间，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面对这种大的局势，富有“兼济之志”和极力关注现实的诗人恐怕不得不正视这种现实。那种时隔不远因“汉皇重色”而招致的“安史之乱”不得不使诗人的心头发出一阵阵的恐惧与悸动，从而震颤出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况且白居易深读杜甫极具“诗史”般的诗歌篇章，对其中因“安史之乱”造成的生灵涂炭、颠沛流离的滴血历史和明皇重色轻政、荒淫误国的惊心教训不得不痛心，并为之泣泪。另一方面，贞元、元和年间，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社会又比较稳定，并曾一度在形式上获得全国的统一，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兴的势头。面对这大好的前景，诗人心中自然感慨万端，那远去的“安史之乱”的马蹄声，又使诗人的心头掠过一丝丝的欣慰与愉悦。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具有强烈“居安思危”意识的诗人绝不会沉浸其中而忘乎所以，“殷鉴不远，就在夏后”，要巩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还得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经验并以此为鉴。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会迷情于李杨如何至死不渝的“谈恋爱”，而置李杨因“谈恋爱”无度将国家和人民推至惨痛浩劫面前而不顾吗？再次，就文本自身而言，前半部分作者从正面入手，直接揭露。后半部分则从反面着笔，以褒代贬。诗人匠心独运，正反结合，双重讽喻，立意深远（此部分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以褒代贬 双重讽喻――〈长恨歌〉讽喻艺术再探究》，《语文教学通讯》，2015年第3期）。不论是文本的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都一以贯之的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唐明皇。也就是说，不论李、杨是如何的痴情万种，这场帝妃之恋是如何的至死不渝，但在因此而给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惨痛浩劫面前，都轻如鸿毛。况身为九五之尊的天子，掌国之神器而不顾社稷与万民安危的罪责也不可饶恕。再明白说，白居易要批判、揭露的并不是李杨如何“谈恋爱”，而是因“谈恋爱”无度造成的严重后果。然而，千百年来，为什么会有人一直牵住“爱情”这根线不放呢？这与白居易在诗歌的后半部分对李、杨二人相思之苦的描写着墨过多不无关系。也正是文本自身的这种看似不明确的反面傅粉的曲婉表述，以及在文学活动中读者对后半部分的过分偏爱与放大，才使得文本原有主题思想发生了淡化或迁移。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是说，读者会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生活实践内化出一个自我阐释的主题来，从而使诗歌原有的讽喻、惩戒的主题淡化，歌颂忠贞爱情的主题大大凸显。二、关于对美刺教化的国风精神的阐释由上面的论述可知，白居易只是借这场帝妃之恋“为声诗以讽刺时君”，并“垂戒来世”。这正是美刺教化的国风精神的体现。且从《毛诗序》对“风”“雅”的解释来看，白居易的创作宗旨和创作实践正与其相一致。《毛诗序》载：“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朱熹在《诗集传?卷一》中也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以上都是从“美刺”教化角度解释“风”的。而就白居易的诗文创作而言，他先是在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宣言书《与元九书》中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里所说的“义”便是《诗经》的“六义”，即“美刺”精神，而所谓的“实义”，即“经之以六义”，也就是说要使诗歌具有“美刺”的内容。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诗人则更是有意识的践行着这一宗旨，他创作的讽喻诗《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就“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同时，作为一个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