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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户口的代价“6个孩子，4个没户口……我要把这件事情告到联合国去。”当张承柱说出这句话后，到访的家乡干部掐灭烟头，转身离去……这一幕发生在广东省惠东平海镇南门海一侧一户低矮窝棚中，今年52岁的张承柱是窝棚的主人，来访的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彦洞乡乡长。据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全国至少有1300余万人没有户口，占中国所有人口的1%。张承柱的四个孩子就在其中。“总体来看，不符合政策超生、没有主动上户口、未婚先育、毕业迁移证丢失是导致‘黑户’产生的主要原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海远在他近期公布的《中国“黑户”群体生存状态调查》中分析道。四个“黑户”孩子从2000年至2013年，张承柱的妻子龙桂莲在窝棚内先后生下5胎，3女2男。算上大女儿，夫妇二人先后生育6个子女。除了18岁的老大和15岁的老二，其余4个子女均是“黑户”，而且从诞生起就没有离开过海滩。自1998年到南门海边居住生活以来，张承柱主要以捡拾垃圾为生，月收入千余元。张承柱并非没有职业，《南方都市报》去年8月报道称，他原来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一位乡中老师。远在贵州的一位老师因何成了惠东海边的棚居者？一切要从一纸计生通知说起。1998年6月22日，锦屏县彦洞乡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股给张承柱下了一纸通知：你夫妇已生育子女1孩，根据《贵州省计划生育试行条例》及上级文件有关规定，你夫妇应由女方落实上环手术。经乡镇府研究决定，限你夫妇务于1998年7月1日（农历5月8日）之前主动到彦洞乡兑现落实手术。若到期不主动兑现上述手术，给予处罚超期费50元，并强制落实应做手术。已生育一女的张承柱夫妇并未按时做手术，因为他们认为，按照寨子里的习俗，他们还有再生育一胎的机会。不过，他们的拖延并未换得机会。张承柱说，一天，他正在干农活儿，有村民送信说，一帮人要带他的妻子去上环。闻讯后，他赶回家，屋里不见妻子踪影，便拿起扁担，集结20余名村民沿小路追赶。在村路与乡道结合处，两路人碰个正着。几番厮打后，妻子被抢回来了。但事情远没有结束。数日后，张承柱的房屋遭到不明身份人员打砸。等张承柱跑回家时，眼前一幕把他惊呆了：木架结构的吊脚楼的墙壁、屋顶不见了，只剩下木桩;院子里瓦砾、茅草满地;炊具、用具尽毁……无处可去的张承柱决定携妻女出走南门海域，因为老乡告诉他“那边好活”。 张承柱和四个没有户口的孩子。图/王丽张承柱到南门海域时，窝棚区尚未形成规模，但多数是因“躲避计划生育”而来。而南门海域所属惠东县平海镇政府一度试图驱离他们。附近一家开杂货店的老板曾看到，“一有人开车来，那些住在窝棚里的男女老少就往大海里跑。”在“一来一跑”间，窝棚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越搭越多，最多时达100多个，人口近400人。久而久之，无论面对何种来者，没有人再往外跑。16年后，这次的来者与以往不同。当彦洞乡干部到窝棚看望张承柱时，同样来自黔东南州的老乡郭秋壁颇为羡慕：“他上报纸后成了名人，都有两拨干部来过了。”据平海镇政府最早接触张承柱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自张承柱的故事见报后，镇里、县里都去人过问了。这位工作人员推测，“这次贵州来人，很有可能是惠东县政府跟锦屏县政府沟通后，彦洞乡才派人过来。”张承柱说，来者是彦洞乡现任乡长。经过一番交涉，乡长要给4个孩子在彦洞乡落户。当张承柱提出查找打砸其房屋的肇事者时，乡长建议可以从棚户区改造款中拨2万元给他作为补偿，此事到此为止。不过，张承柱并没有接受乡长的建议，坚持要乡里给自己个说法。张承柱说，当他提出要告到联合国时，乡长转身离去，再没回来。大学生“黑白”人生与张承柱四个子女一直是“黑户”不同，来自广东汕头的一位大学生则有着非一般的“黑白黑白”经历。朱兆时，男，原籍广东省汕头市某村人。2008年毕业于河北省一所大学后被广州市一家服装企业雇佣，5年后，朱兆时向原企业提出辞职，打算回乡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创业从事服装生意。2013年6月，在去银行办理业务贷款时，他被告知所提供的材料里缺一纸“户籍证明”，于是返回乡派出所，结果户籍系统显示“查无此人”。已经“洗白”16年的朱兆时再次变“黑户”。朱兆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他还有两个姐姐，当时，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在村里比较普遍。不过，1982年―1984年恰逢国家大力推进“计划生育”国策，在母亲东躲西藏中，朱兆时于1984年出生。按当时政策，朱兆时属于“超生儿”，一直没有户口，直至1997年，因为要考中学，其父交完超生罚款8000元才得以落户，那一年他13岁。16年后，已经29岁的朱兆时从户籍系统“消失”，又成为“黑户”。由此他再次走上“洗白”道路。2013年8月，朱兆时花费千余元坐高铁到石家庄，回学校查询。9月，在交了100元查询费后，学校学生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档案已迁出。而广州人才中心明确表示，他的档案根本就没有进入的记录，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