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北宋初中叶时期的儒家天命观.docVIP

刍议北宋初中叶时期的儒家天命观天命是对天地变幻与人之生死际遇的一种思考，是人类有思维以来最为古老的思考命题之一。儒家对天命的思考也是一以贯之的，与宗教有神论的天命观不同，儒家的天命观有其可知性的一面，“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北宋初中叶思想界空前活跃，“天命”作为儒学重要的母命题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本文拟以北宋初中叶三位最富影响力的思想者――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为中心，探寻儒家天命观在北宋初中叶的演变走向。一、“天命”如何走向“理”宋朝对文官的重视，对儒士的重用，使得文人对命运有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积极体认。朝廷偃武修文，重视经籍;印刷术的发达让作品更为便捷地流行当时，传于后人，这些都给了士人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心。在此背景下，欧、王、苏对待天命的态度，都比较理性积极。虽然大方向上，三人几乎口径一致，但他们思考的角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欧阳修是一个君子意识很强的人，他对天命的思考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君子这一角色的执着，他认为天命固然不可违逆，但是要想对它有彻底的了解是不大可能的，知命只是君子不求苟合于世的精神和理论支撑。“初以得失委命而进，则临事自应不动于怀。”（《与焦千之书简》）将最终的得失成败归之天命，是君子做到临事不动于怀的一种方法。有了这一支撑，君子方得以心平气和地面对命运暂时的不公，能够坚守道德人格，不至于“摧眉折腰事权贵”。但是，尽管质疑天命，务实的欧阳修还是为抵达“知命”这一君子的理想境界架设了一道可攀登的云梯，这就是以人情推天命。“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易童子问》）天命与人事在这里成了同一命题的两极，通人情则知天命――这就是欧阳修给后人最大的启发。与欧阳修立足修身不同，苏轼更多的是行而上的思考，他思维开阔，汪洋恣肆。虽未对天命给出正式的定义，但他的文字，很明确的将天命扩大为宇宙中恒常不变的规律：“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三槐堂铭并序》）天命有其恒常的正义，但不能求之于一人一时一事，它决非身处困厄的人们时常要想的那样不公。这种宏大的思维方式，造就了苏轼天命观的豁达较欧阳修更彻底。王安石的思考更为严密，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展现出理论的纵深。他跟苏轼一样对天命作了广义的解释，把万物的兴衰，人的贵贱穷通都归之于命。在王安石的论述中不仅出现了一系列跟天命有关的概念，而且正式将天命与道捆绑在一起，天道落实于人道，“天之命一，而人之时不能率合焉，故君子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贵贱祸福之来，不能沮也。”可见，其王安石的推理与理学的思维方式显然更为接近。二、正统中蕴藏的变数欧、王、苏思考天命的方式，逻辑走向，让我们看到了理学论证的思路。但是，他们又都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特点，他们的思考并非一味局限于儒学框架之内，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所带来的张力，是儒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变数。1.欧阳修的“人情”。欧阳修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绕进行而上的虚渺里面，对天命也好，其他儒学命题也好，并没有从哲学层面作过系统深入的论述，他只是立足现实，经营着自己的人生价值。欧阳修一方面对天命心存敬畏，一方面也对君子能否知命提出了质疑。诸如《秋声赋》写于欧阳修政治生涯的繁盛期，如此冷静，如此肃杀，足以看出他思想的清醒。他并未囿于儒学道统的框架之内，而是避善恶，谈人情，强调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心理和处事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切近实际，也更为人性化的思考。2.苏轼的“尽性知命”。苏轼认为唯有“体乎自然，行乎不得已”，以尽人之天性才可以说是真正的“知命”，他有一套自成系统的人性论，与欧阳修相似，苏轼不同意性具善恶，苏轼明确地说“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中庸论》）提出人的自然欲求就是人的本性，人性和天命本是一体，只要消除了私心，顺其自然，也就是达到“无我”，就完成了天命。3.王安石的“命、道、性”。王安石的天命理论可以说是三人中最为具体系统的一个，但同时却也是看似最矛盾的一个。在他的论述中，天命似乎具有两面性。譬如，在《性命篇》中，王安石给命与性下了个定义“天授诸人则曰命，人受诸天则曰性”，而圣人的任务就是“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可见，个人的安危祸福并非王安石儒学命题中的“命”，天命是秉持天地之正气的。北宋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变革的时代，儒学在历经了盛唐时期佛道文化的繁荣及中唐以后儒学正统对佛道文化的批判之后，儒家思想者们将佛道文化理性地融入儒学系统，在逐步构建起理学本体论的同时，也为正统理学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这一伏笔，上承魏晋玄学，下启明代中后期质疑圣贤，舒张个性的进步思潮，可谓厚积而薄发。欧、王、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