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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核算：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考察社会发展理论的现代转向社会指标是对社会发展目标细分维度的数量和质量的体现，因此对社会发展的讨论是社会指标的选择的前提，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体现在对“现代化”及相关概念的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获得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快恢复与发展起来。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行的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将“现代化”概括为“从农业社会想工业社会的转变”。但现代化理论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价值判断，是一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南北区域抗衡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社会学。传统发展观的核心论题是将发展解释为一种朝向“更科学化和更经济化的‘先进’社会形势的运动”。“发展主义”倾向于将财富的增持看做是衡量发展的基本尺度，并认为“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或者说民主化来自于经济发展”就导致割裂经济增长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联系，发展目标功利化、物化。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各种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也日益激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这种不协调性，使许多人开始明白单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尤其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同时面临着经济滞胀、严重失业、社会排挤和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同样出现了“问题化”现象，而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生态问题是全球共性问题，发展论域的转变，“发展”不再是欠发达国家的任务，而成为了全球性话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对社会现代化的反思，学者们也看到了社会发展与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设想差距明显。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来观照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认为经济的“滴流”效应可以带来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政治民主化，因此工业化、城市化成为关注重点。但传统社会学者将社会看做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对个别事物进行割裂研究，必须从有机性和整体性出发，如，孔德强调精神和理智的进步的重要性，斯宾塞则强调社会发展要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相适应。总括而言，现代性的两种理论取向在沃勒斯坦看来，包括，“技术、得到普罗米修斯、财富不断增长的现代性”，和“解放、真正民主、人类自我完善以及平和稳妥的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趋向，即“技术现代性“和”自我解放的现代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后者逐渐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主流。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20世纪初，塞奇基金会提出“群体指标”概念，30年代奥格本的《最新社会趋势》将社会指标运动推向高潮，而到60、70年代社会指标运动逐渐衰落。近年来，社会指标运动在国际机构和美国都呈现出了复兴的局面，如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我国在引入社会指标理论后，通过普查和国家统计，把我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状态，如我国每年出版综合性《中国统计年鉴》等，这些社会指标不仅侧量生活质量、城市也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状况给予关注。社会发展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指标思想，来源于“福利经济学”以经济学思维对社会投入-产出进行核算。皮古“福利经济学”思想沿用了边沁功利主义，即社会的发展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将最大幸福替换成“社会福利”。他重点研究以货币计算的社会福利，即经济福利，同时提出“私人福利”与“社会福利”两个概念，两者相互影响，差别巨大，私人福利增加可能导致社会福利减少，故皮古补充提出“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构建社会指标因袭于传统“功能主义”相关理论。社会子体系适应的功能、达鸪的功能（最大限制地利用其资源去实现系统的目标）、整合的功能、维模的功能（维持模式，调停紧张）。对应这四种功能分成四个次体系：有机体系、人格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只有这因素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协调，才能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社会指标的构建也从对经济领域的片面追求，向整体社会各维度进行全面发展和渗透。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以社会发展目标为基础。人类社会从无意识的自然状态，向理性的社会状态发展，人类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社会越发展，人们对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参与程度越高，这集中体现在对社会目标的提出。就我国社会发展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目标出现四次转折，在当代最基本的依据是我国宪法和党所确定的基本路线，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体系上是一种发展社会学，其内容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正如马克思曾提出：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所以共产主义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指标的提出也围绕人的社会活动，这包括三个方面：人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活动，人的社会生活活动以及人的个性发展。本文在社会指标理论指导下，分析一种以社会单元为考核主体的计算方式：社会核算，也称为社会会计或社会账目。在社会指标运动逐渐衰微以后，因社会对盈利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社会核算似乎有了新的讨论和发展。三、盈利性企业的社会责任核算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