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制的产权.docVIP

用产权经济学的理论来证明土地私有化，这是中国经济学的一项发明，周其仁教授没有简单的采用“产权清晰=土地私有化”这个产权经济学中并不存在的公式[[1]]，显然比很多人高明了许多，他至少知道，涉及到产权，没有简单的公式语言可以套用，必须要对每一项具体的产权，或者具体的合约进行分析。在《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的系列文章里，周其仁教授做了很多精彩的观察和分析，但遗憾的是，他的结论似乎仍然落入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个并不存在的教条陷阱中。同样使用产权分析的工具，我得出结论的结论与周教授有根本的不同，分歧显然不是从结论开始的，它一定是从分析中的某一个阶段开始发生的。 ? ??? 此“使用权”不同于彼“使用权“ ? ??? 中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土地承包制，它来自中国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家庭承包责任制”。没有人不认为它是一项伟大的创造，只不过包括周教授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它“伟大”得还不够，所以应该被放弃了，放弃的理由是因为它对产权的界定还不足够。张五常教授认为产权最基本的内容是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讨论土地承包制的产权界定程度，周教授就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的，所以，分析土地承包制规定的农民的土地产权是否完备，就从这三个方面讨论应该是不错的。 ? ??? 流行的说法是，土地承包制成功地将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分离，“在不准许私人合法拥有生产资料产权的环境里，通过一个承包合约，就界定了农户经营耕地的权利”[[2]]。在这里，语言和它所表达的内容之间出现了一点歧义，正是这点歧义，至少使周其仁教授低估了土地承包制的“伟大”，所以他会问：“那些推动土地使用权“到户”的力量，为什么不同样可以推动土地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到户”呢？”在周其仁看来，在土地承包制度中，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收益权”和“处置权”，他在其他地方还提到了没有“交易权”。这就是语言歧义的后果了，农民在土地承包制中所获得的“土地使用权”，绝不仅仅是包含了“使用权”，而且包含了“收益权”。土地又不是小孩的玩具，不能得到收益，“使用”它做什么？有力气没处使了？挣工分的时候，正是因为“收益权”的界定含糊，所以农民就悄悄地放弃“使用权”，出工不出力；而农民要求承包土地的动机，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明确获得土地的收益权，所以，承包合约中最关键的内容是“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土地的收益权明明白白地“到户”了。周其仁教授恐怕弄错了。 ? ??? 由于获得收益权是土地承包的动机，所以，当承包实施的时候，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同时明确到户的。交易权就略有不同了。在农民的示范和推动下，立法者出台了有关的临时法律（政策、办法、规定等等），明确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界定给了农民个人，结果农民发现，根据这些临时法律，他们所拥有的权利还不止使用权和收益权，他们还可以将土地租给邻居二哥耕种[[3]]，产权交易开始出现，这显然超出了农民原先的要求，似乎也不是出于立法者刻意地设计，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交易可以发生。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要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清晰地界定给农民个人，同时又没有明确地禁止交易，不用任何人操心，交易自己就会发生[[4]]。在土地承包实施十几年以后，《土地承包法》明文规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5]]。土地承包制，土地产权的三大基本权利齐了，一个也不少。 ? ??? 可见，土地承包语境中的“土地使用权”的内容远远超出产权语境中的“使用权”，一不小心弄混了，就容易出错。 ? ??? 经济科学，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一个概念的歧义，足以使满盘文字不知所云。 ? ??? 此交易权就是彼交易权 ? ??? 很多人误以为土地承包制所规定的产权中缺失了土地交易权，并以此作为私有化的依据。土地承包制中农民的土地权利中，到底是否包含交易权？有趣的是，周教授似乎一直在避免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 ? 周教授说，粮食限价以及各种垄断经营限制及侵犯了农民的交易权，（这正是我认为精彩的部分，）但他没有说农民是否有土地交易权；他又说城市扩大过程中农民的交易权被剥夺，但他还是没有说，更多的没有受城市扩大影响的农民是否有土地交易权。他只是不断地，反复地强调交易权的重要性。 “张三家要种已经分给李四家的地吗？那就请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对李四而言，当然就是一笔收入。但是这笔收入，不是来自李四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来自李四放弃利用自己承包地的权利。 　　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度，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为“资本”。资产（asset）和资本（capital）在中文里只有一字之差，但是经济含义上可要差一大截。 　　不少读者可能知道，我在费雪（I.?Fisher）的意义上定义“资本”，就是说，资本是构成未来收入流的资产。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