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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银行经营“三性”原则 2013年11月04日??信息来源：财经杂志 银行业既想获得今天的发展，又要确保明天的安全，折中的方法是找到大致满足这一目标的风险边界。逆经济周期安排业务，轻资本占用安排结构和低信贷杠杆控制规模，应当成为新的银行经营策略的基础原则 当前，全球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艰难转型，再加之资本约束的压力、利率市场化的提速、金融脱媒的深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一个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随着金融资产规模屡创新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业务边界日趋模糊，金融风险积累也日渐沉重。 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迫切需要我们对自身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重新梳理银行经营转型的思路和方向。笔者认为，当前银行经营转型的要义，不是迎合挣脱约束的无边际增长，而是尽快回归到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重建理性经营轨道。 风险正在积聚 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在中国首次出现是1995年《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经营活动应当遵循“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的原则，2003年的《商业银行法》将“三性”的顺序调整为“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将安全性置于首位，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银行经营的首要原则。 其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银行业也迈入了黄金发展期。十年间，银行业金融总资产从23万亿元增加到131万亿元，利润从364亿元上升到1.24万亿元。但是，“三性”经营原则在这些年风起云涌的金融大潮中已经被淡忘，金融同仁们甚至久违了这个词。 “三性”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金融泡沫的兴起，全球泛滥的流动性是温床，金融创新则是一针强心剂，这些非理性的繁荣正将泡沫越吹越大，金融系统所积聚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正视： 一是货币“虚增”背后掩盖着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的事实。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与此相辅的是高达20万亿元的货币存量扩张。至今年一季度，M2已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是2008年的2.23倍。经济货币化程度（M2/GDP）也从2008年的151%增至2012年的188%，而同期实施超级量化宽松政策的美国和日本这一比重却仅为155%和174%。 与宽松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态势趋于疲弱。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大幅度下调的情况下，我国实体经济平均资金成本反而有所上升，企业负债率水平大幅提高。今年上半年，央行公布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1%，而非金融企业资本投资回报率（ROIC）仅在6.1%左右，自2010年以来持续低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 在资金逐利的时代，高于实体企业的收益率像金矿一样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流转即可获取高额回报，为什么还要去面对实体企业蜗牛般的营运呢？银行同业、理财、票据、衍生品等杠杆业务领域迅猛发展，而其中所逐渐累积的风险敞口通常被忽略。真正触动银行风险神经的是今年6月份的“钱荒”。最初人们以为M2超百万亿的环境下，流动性不是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当绷得很紧的市场同时收缩时，任何天文数字的M2都归于零。 二是经营边界日益模糊，监管套利带来业务非理性扩张。 尽管还处于分业监管体制下，但中国金融业的综合化经营趋势已经出现，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边界也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在信贷规模管制的背景下，银行、信托、保险、证券、基金等机构相互合作、互借通道，以非标融资为核心的业务和工具创新如雨后春笋，社会融资规模不断创出天量。 借助银信合作，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今年中已达到9.45万亿元，超过保险业成为中国第二大金融行业，而2008年末该规模仅为1.22万亿元，不到五年间规模膨胀了近8倍。在银信合作受到限制后，券商资产管理业务又为银行资产出表开创新的渠道，短短一年内券商资产管理规模也增长6倍至3.42万亿元，而其中80%以上源自于银证合作。 由于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和分业监管的困难，这种隐含监管套利的创新合作在不断推高规模的同时，也拉长了金融风险链条，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不仅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积聚了一定的风险。 对银行而言，这种跨界合作实质都是信贷资产的表外运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仅充当通道作用，风险仍在表内。因为这些业务涉及的基础资产虽然未计入银行的贷款总额，也未纳入存贷比和风险资产的范围，但基础资产所承担的信用风险与普通贷款并无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融资方式不受信贷政策管控，大量资金绕道流向了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两高一剩”行业等信贷政策限制的领域，潜在的金融风险更是不容忽视。 三是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潜在的风险不可小觑。 有些金融创新已经超出了现实的监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助长了某些金融机构的不正当盈利模式。举例来说，在同业业务方面，与传统一般性存贷款业务相比，同业业务盈利模式主要依赖于资金期限错配，而银行流动性管理又对期限错配有严格约束，这使同业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