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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理论研究摘 要：国际合作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主要有三大流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两者在合作对象、基础、方式方等面进行比较，得出两种不同理论的差异性以及理论缺陷，从而为中国外交提供启示。关键词：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合作文化论;马恩国际合作理论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2-0006-0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合作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关于国际合作理论的解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合作理论构成了西方主流的国际合作思想，并且相当成熟。相比较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以国际合作为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成果“极为有限”[1]。尽管如此，国际合作仍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将从国际合作的对象和基础，合作的方式等方面将两大合作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差异。一、合作的主体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观的对象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即主体是阶级，希望通过国际联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因为无产阶级处于同一受压迫的阶级，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国际合作的阶级属性。但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下，侧重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一旦联合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和平共处”成为苏联的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谋求的是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不同领导人也会导致合作对象的不同。毛泽东时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而邓小平强调的是扩大和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关系。在合作基础方面，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认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2]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平等国家之间的合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国家是西方主流国际合作思想的主体。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因此国际合作也是各个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决定国家间的合作。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新现实主义根据中央权威干预国内市场的功能，认为国际社会如果有一个愿意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霸权国家，如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安全保障机制等，那么霸权之下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加强了国际货币金融的合作。由此可见，霸权合作论的合作基础是权力。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依附于霸权国的意愿之下;如果霸权国不存在，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国之间处于一种纷争的状态。历史表明，霸权国的存在使国际社会相对稳定，一旦霸权国的力量衰弱，国际社会就会陷入动荡，直到一个新的霸权国出现，国家之间才能重新稳定，从而继续合作。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合作论应运而生。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长期的交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就自然产生了一系列的国际准则，尽管缺乏强制性，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同时，国际机制可以为各行为主体提供评估其他各国政府的标准，从而减少合作的不确定性。再次，国际机制可以将许多国际问题集中起来，通过双边或多边机制解决，减少了各国的成本。正因如此，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在后霸权时代促进国际合作。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为研究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天然既定的，而是由国家建构的。她认为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存在三种不同的共有观念。在霍布斯文化中，每个人都把对方当作“敌人”，所以在这种文化中，国际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大于合作;在洛克文化中，大家互为“竞争对手”，有达成合作的可能性，但竞争关系仍是主要关系;只有在康德文化下，国家之间形成视对方为“朋友”的共有观念，进而获得集体身份，国家之间由此建立起相互信任而长久的合作关系[3]。所以，建构主义合作观的基础源于能使国家形成集体身份的共有观念与文化结构。二、合作的方式在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合作思想的合作方式不尽相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组矛盾对立时，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多种合作方式：如早期的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出发点的第一国际等。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同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国际合作主要采取的是“结盟”方式。毛泽东采取“一边倒”和“一条线”。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结盟。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确立了“不结盟”的外交原则，这也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合作。再后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基础仍然是“不结盟”，在此之上，加强发展了双边“伙伴关系”、区域组织、多边论坛等。在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中，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国际合作是民主、多样、共赢的。霸权合作论的合作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方式的代表是金德尔伯格。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