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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343”发展改革方案 ——我所理解的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的中国经济》 2013-11-05 17:36:36 【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在即，一些人和机构向被寄予重大改革预期的盛会踊跃献策。部分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所谓“383”改革计划就是这样一份欲影响高层决策的“策论”。近日由于一些媒体的过度解读和某些著名人士的力捧，这份主张“大胆市场化”，着力于“分”和“拆”，意识形态倾向浓郁的具体策论被议成了“三中全会”改革的路线图。但是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三中全会”这样的重要会议，一不会讨论这么具体的政策问题，二更不会在会前透露出这么核心的会议内容。“383”计划无疑是认真的，也确实代表一些精英阶层的愿望，相信大会会将其作为参考方案。但“383”方案主基调乃“华盛顿共识”的修正版或“中国版”，它注定不会是中国下一个10年改革的主基调。 我们在此推出史正富教授和崔之元教授对中国下一个10年的改革展望方案，简称343方案。与383方案相比，343方案更着眼于中国的“整体”与“将来”，两者不成“PK”，但读者诸君可收“兼听则明”的功效。特别感谢《中华读书报》与清华大学联合读书会的帮助。 ——————————————————————————————————————————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在阅读我的老朋友史正富新著《超常增长》时，受其启发，我认为其思想可以概括为包含“三维市场体制、超常增长的四大支柱、三项战略性改革建议”的“343”发展改革方案。 史正富的“343”方案是在解释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超常增长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与“383”改革方案有不谋而合之处，更有很多重要的不同之处。本文的前三部分分别评述史正富“343”方案，第四部分是小结，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探索描述中国客观现实的概念与范畴，有利于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三维市场体制 史正富将当前关于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之解释各种争论的核心分歧总结为：“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已成为新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还是仍能继续推动未来的持续发展？更深一步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仅仅是一个‘转型期’的过渡性安排，还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市场经济新类型。”[2]？ 显然，史正富给出的答案是肯定性的，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实践创造的一种“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市场经济新类型”，并且“仍然继续推动未来的持续发展”，并将之概括为“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三维市场体制”是史正富关于中国经济30年高度发展的最重要的描述性与解释性的基本判断，是《超常增长》中的核心思想。 与许多学者“中国改革正进入‘深水区’”的观点所不同，在史正富看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三维市场体制）已经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了转换基本框架的“深水区”，亟待进入“组织设计、流程再造”为主题的“专业功能区”。[3]因而，尽管在环境、资源、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医疗等领域面临的问题非常多，未来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下进一步推动改革较之过去三十年要困难数倍，但真正的改革“深水区”是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这一时期中国完成了经济制度基本框架的结构性改造和转换。因此，“未来的改革不是要拆除这一基本框架，将其退回到西方常规市场经济的二维结构，而是根据实践需要，对三维市场体制框架进行必需的配套制度建设”。[4] 史正富关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类型是三维市场体制”的基本判断，奠基于他在两个基本问题上的努力：第一，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解放思想，破除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的描述，“把实际存在的、而不是教科书上的西方市场经济与中国现行经济制度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和评价”；第二，阐明“中国当下经济制度的内涵和运行机制，理解它的内在张力和演进的趋势”[5]。 关于第一个问题，史正富关于“三维市场体制”的基本判断显然突破了西方常规市场经济的二维体系理论框架，与其他学者如林毅夫（比较优势）、钱颖一和许成刚（M型层级制）、张五常（县级政府竞争性）等人关于地方政府作用的解释有相通之处，但史正富的看法更加综合，更具特色。实际上，史正富的核心看法可以从《超常增长》扉页所引用顾炎武的话中管窥一斑：“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6]换言之，治理之难在于恰当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战略统筹功能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与主动性，这也是史正富将“战略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