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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支农调研历史梳理 作者：何志雄（人才计划一期学员） 一、早期零散下乡活动 新兴起的大学生支农运动，最早的是从2000年开始的，当时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支队伍，而且甚至还不是合法的大学社团。最早的几家社团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天津科技大学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和北大乡土中国学社。2002年之前，也只有这几支队伍经常到农村去。根据现有的资料看最早的有组织支农行动是北师大的农民之子在1999年的湖北随县的支农小分队。中国农业大学的农研会虽然建立较早但是真正意义的支农还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连续不断的支农行动是天津科技大学的新希望发展促进会，这个时候的支农都是同学们自掏腰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下乡所作的事情也很简单。主要是农村一般调查、生活体验、短期的支教、法律宣传等。由于下乡的学生并不多，有的时候一个学校没有办法凑成一个支农队，所以就需要几个学校联合组队下乡，所以当时各个学校交流的比较多。当时也形成了一些习惯，有些习惯甚至是很奇怪。比如因为缺少资金来回都要坐绿皮的硬座车，有的时候甚至是买半价学生票，偶尔还逃票；没有固定的下乡点，比较多的是各地奔跑，在山东沂蒙的一次下乡竟然没有明确目的，到了车站以后就问，哪里最穷？到了乡里以后也问，哪里最穷？下乡就是看最穷的地方；这样也不必安排食宿，而是就地而安；也没有什么支教经验，往往是随便讲点什么，在山东沂蒙张楼村大学生们给小孩子讲供给需求、五四运动，最后孩子们纷纷跳窗逃跑；由于没有什么经验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有女孩子竟然掉在猪粪池中；每次下乡回来，都要为队员起个绰号，以此增加团队融合；每次吃饭都要做一些适应性的训练；每次下乡都要唱歌，唱红色歌曲；每天晚上九点以后都要交流心的，汇报当天的情况，安排明天的工作，因此一般都要十二点以后才能休息；左臂缠红领巾作为标志，主要为了识别；吃住必须给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些原则慢慢的演化为全国各地整个支农队的下乡规范，这就是《支农纪律二十一条》，后来又编成了《支农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劳动歌手孙恒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改编成了《支农队队歌》，这个歌曲被全国支农队广为传唱，“向前，向前，向前，支农的队伍向太阳——”。 这个阶段由于队伍不多，达到的地方也有限。山西太行山左权县的麻田村、峧沟村；沂蒙山蒙阴县张家楼村；山西原平；苏北丰县袁砦村；河北正定县北孙村等等。其中对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是北孙村的下乡，这次支农下乡奠定了后来很多支农下乡的原则。比如，支农下乡要将学习讨论和调研结合起来，把为农民做事情和自身成长结合起来，支农队的最佳规模应该在7－10人等等。 支农后期，中国改革杂志社逐渐介入，当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的温铁军邀请了社科院等多家单位一起给支农大学生的支农报告评奖，以此来推动支农活动的深入开展，从此支农规模开始扩大起来，很多学校因此加入进来，逐渐形成了涵盖了京津两地多个学校参与的支农状况。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2年的夏季。 二、下乡调研维权行动 2002年3月中国改革杂志社开始筹创农村版，这是一本专门为农民服务的杂志，从创办的天开始就旗帜鲜明的宣布其宗旨是为农民服务，第一期杂志的封面上就是鲜红的五星红旗，而当时农民最大的需求就是要依靠党中央政策得到贯彻执行，抑制基层政府的违法乱纪，获得媒体支持维权。因此还在国务院体改办管理下的《中国改革·农村版》一下子就成了农民的主心骨，温铁军、李昌平、桂晓琦的名字也就成了维权农民英雄的主心骨，农村版吸引了大批的维权农民英雄，甚至大批在京上访的农民时任记者部主任的刘老石平均每天都要接待20～30人的上访群众。有人幽默地说，杂志社成了北京“第二信访局”。 年中开始，时任总编的温铁军一直考虑能够把大学生支农的队伍扩大，按照他的说法这是杜润生老先生的一个心愿，杜老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派大批的青年人到农村去调查，农村的问题就有望解决了。后来终于有机会从福特基金会获得了一个项目支持，总额度是5万美元，负责的官员何进是个儒雅智慧而很有爱心的人。 于是，从2002年中开始，大学生支农迅速扩展开来。 2002年中旬，举办了京津两地的大学生支农骨干培训，首先推动了京津两地的二十多所高校进入了支农行列。 2002年7月，在这这些学校中招募了大约五百人开始了暑假大学生回乡支农调研活动。同时又有一部分同学组成支农调研队，分别奔赴湖北房县、天津西青、甘肃会宁、内蒙古固阳、安徽砀山、山东沂蒙、山东聊城等地进行了组队调研，下乡支农队有２３支。 2002年9月，经过专家评选，共有近百人获得了奖项，一等奖是北京大学的娄亚。杂志社在职工大厦举办了大规模的表彰活动，团中央青农部白平胜部长到会并讲话，社科院等单位也出席了表彰大会。 2002年10月，京津两地的高校利用“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