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现状与发展趋向.docVIP

情报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向 初景利 孟广均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 100080） 摘要 关键词 情报学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着不同的提法（1）。通常认为，情报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形成的一门科学，以V.布什194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诚若所思”为标志，该文首次提出了机械化检索文献缩微品的设想。中国内地的情报学起步始于50年代，1956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科学情报研究所，标志着中国内地科技情报事业的开始（2）。情报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经历了繁荣、阵痛、困惑、再造等不断的变革过程。这种变革有时给情报学带来推动，有时则造成迷茫。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变革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情报学受到的冲击更多，面临的处境更艰难。但另一方面，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社会环境正在荡涤着情报学中陈旧落后的东西，为情报学的大发展孕育着新的生机和希望。 情报学的两难境地 总的来说，除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中国内地的情报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外，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一直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根据有人对《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的统计，1991-2000年间中国内地发表的情报学理论研究文章共计1315篇（马得辉.1991—2000年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统计分析.图书情报工作,2002.3）。但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情报学似乎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情报学在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学科名称和学科范畴的严峻挑战，情报学处于一种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状态之中。 1993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现科技部）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随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将系名改为“信息管理系”，1998年教育部将原本科专业目录中的科技情报、经济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学和林业信息管理等五个专业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情报学就越来越难以在本科课程表中寻得一席之地。标明“情报学”的论著踪影全无，以“情报学”为题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少。相反，“信息管理学”、“信息管理概论”、“信息管理基础”等作为题名的著述则来势汹涌。尽管来自学界的将《情报学基础》或《情报学理论与方法》作为必修的基础课的呼声很高，但鲜有实际呼应者。 近些年来，全球形成了一股“信息”热潮。“信息社会”、“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信息内容”等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术语。除“竞争情报”（compititive intelligence）还借用“情报”外，情报似乎一下子被信息所淹没。人们多把information说成信息，把information science说成信息科学，从此没有了情报和情报学的位置。 在英文中，information对应的汉语主要有三个词：情报、信息、资讯。“情报”曾主要为图书馆情报工作者使用，“信息”通常为科学和社会各领域所使用，“资讯”最初为港台独创。在英语国家和港台地区，information science和资讯科学指的是同一个学科，而在大陆，信息科学和情报学是不同的，而信息学（informatics）又不同于情报学。在此，我们无意区分这些概念之间的彼此异同。我们想指出的是，有关information术语上的混乱带来学科建设上的困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汉语中的“情报学”对应于英语中的information science。但information science的学科性质、学科范式也并不明确。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用information sciences来表明一类学科或学科群。究其根本，在英语中，information 在不同场合、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含义。人们给information下了很多定义，但适应的只是定义者自身的狭隘需要。因此，有人戏称，information是一个不幸的词语。D.Bawden提醒到，这意味着使用这一核心概念构成的术语无一不处在构建在“流沙”上的危险之中。他还进一步指责申农（Shannon）的信息论，实际上研究的是通讯系统编码效率的数学分析，因此用信号理论（signalling theory）更为合适。从那时起，使用“信息”就引起了某种混乱（2）。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基本理论的探讨。1996年在丹麦首都召开了第二届“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概念”国际会议，就情报学的核心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此次会议仍然没有阐明情报学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情报学的基本研究领域和学科地位问题仍未获得解决。（中国图书馆年鉴2001，P180）由此可见，解决情报学的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并应该得到继续发展。50多年来，情报学也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面对学科交叉综合、新理论新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