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 1993年第一批23名企业家政协代表.docVIP

/zazhi/2012/1107/259728_3.shtml 费正清曾言：“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闹人。”这一魔咒，尚不完全破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值得民营企业家期待。原因在于，过往每一次中共代表大会，都把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向前推进一步。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十七大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民企两个平等。每一次理论上、政策上的突破都让民营经济或多或少冲破了发展的天花板，并带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繁荣。 然而同样无可回避的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激励效应”，自十五大达到顶点以来，一直在衰减。十六大与十七大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政治表述上准确无误，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地位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近十年，“国进民退”日益成为一个显著的经济现象，并进一步演变为令人忧心忡忡的社会话题。“企业家精神弱化”、“精英移民潮”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泛起”等等非良性社会现象则成为其不同角度的注解。 不仅如此，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干预近年愈加突出，两者叠加加剧了市场力量的衰退。由此出发，学界商界对“市场化改革”出现倒退的判断和声音越来越响亮，“呼唤改革”已成主流声音。 30多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无论从历史还是未来看，它都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源泉。 当前推进市场化改革正在成为共识，打消民营企业家发展的顾虑、冲破民企发展的“天花板”、“玻璃门”理应成为下一步中央政策选择的关键突破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看民营企业家群体以往的发展和演进、归纳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政策环境改善的诉求就显得更有意义。我们选择了1993年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名民营企业家作为样本考察。当选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耀，而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从“偷偷摸摸”发点小财到“登堂入室”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参与者的地位大转折。从此后，他们开始具备了决定自己和自己企业命运的可能。这20年，他们中多数人所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参政议政不断放大这种可能。而他们中为数不多的持续成功者既是政策的顺应者，也是推动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把握“政（政策、政府）企关系”的顶尖高手，并使企业受益。 时下，这批企业家们认为，民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有提高的空间。 “人大常委中为什么不能有民营企业家？” “为什么政协常委中只能有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名额？” 这是新一代民营企业家们的政治诉求。当下，又到了政策选择的时点，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为中国民营经济提供一个怎样的“政策激励”？ “还剩几个？”张宏伟略一迟疑，仿佛要借助反问去搜索一段记忆。 不论是采访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韩伟集团董事长韩伟，以及在清河访谈昔日“羊绒大王”庄荣昌，在我们说明回访1993年23位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的意义时，类似的发问反复出现。20年，不过是一个人从踏出校门到中年的一段时光，却记载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波澜起伏的历史变迁。 1992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折点，小平南巡，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前，是中国私营企业主心惊胆战的三年。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曾经彷徨了许久，反复试探政府，说自己愿意把企业交出去，只希望能够保留住经营权。 出人意料的是，随后的1993年则成了民营企业家扬眉吐气的一年，作为一个群体，23位民营企业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此前这样全国性的政治荣誉只属于脱胎于民族资本家的“老工商业者”—他们在解放前拥有显赫一时的企业，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退出经济舞台，变成了“没有企业的企业家”，主要承担起联络工商界人士的作用。而此时，改革开放以来带着“资本主义尾巴”从事商业活动的私营企业主们集体登堂入室，踏上国家参政议政的最高舞台。在压抑躲藏中度过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后，私营企业主们第一次有了群体意识的觉醒。只是形势变化太快，以至于让其中有些人感到意外。王翔戏谑自己是从“阶下囚”到“座上宾”。江西民营经济并不发达，本来并没有名额，但当时江西主管此事的领导十分强势，硬是争取到一个，经过省内考察，荣誉落在了王翔这个有着“地主家庭”成分的商人头上。浙江大学研究民营经济的学者韩福国指出，此时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还不敢像解放初期一样，有什么意见就明确表达出来，“态度比较谦虚，但这个愿望在，我要参政议政的意识很强烈。”无论主动被动，通过各方推荐、成功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位民营企业家能够代表当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总体状况。 新华社当时一篇具有时代特点的通讯《潇洒走一回—记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