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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成功与南北新旧.txt世上有三种人：一是良心被狗吃了的人，二是良心没被狗吃的人，三是良心连狗都不吃的人。︶﹋丶　　　爱情是个梦，而我却睡过了头﹌　　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北伐前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在那段时期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基础。1949年的国共隔海分立虽标志着两党争夺中国控制权的攻守势异，仍未能充分打破北伐时形成的政治格局。胡适曾说:“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111] 假如此话不错,则这一新气象不仅开拓了后来六七十年来的大格局，还可反溯回到十九世纪中叶所谓“同治中兴”时期，颇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提出的“中长时段”(区别于布劳岱的“长时段”观念)的意见。[112] 而北伐后这六七十年的格局，又因北伐前后那几年的“短时段”而产生。 　　北伐战争的结果，人力物力财力均处劣势的国民革命军一举战胜处于优势的北洋军阀，颇出时人意料之外，亦令后来的学者困惑。辛亥以来，多见北军南伐取胜，鲜闻南军北伐成功。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两次北伐，无不以夭折告终。故一般人以为1926年的北伐亦会如此。当时北军将领固讪笑“若辈年青[轻]人不畏死”，不啻寻死； 即使南军将领自身，亦少有能见及将迅速取胜者。李品仙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领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 李氏的话，颇能代表当时南北多数人的共识。 　　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当时即已分析说:“在中国的军事角逐中，兵员和装备的优势未必是决定的因素。”但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北伐军的以弱胜强，时人和后来的学者见仁见智，颇有差异。其中有的说法，实在只是迷思(myth)。而且有的迷思即萌芽于北伐的当时，却迄今未获满意的诠释和澄清。 　　这中间一个重要原因，即一般多重视有形的力量和因素，却忽视无形的影响力，在1988年台北的“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蒋永敬先生已提出，北伐统一,“军事是有形的力量，党务是无形的力量。而无形的力量，又往往超过有形的力量。”蒋先生并进一步将“党务”界定为“实含组织、宣传、民众运动”。 张昭然先生在同次讨论会上对国民革命军和直系军队作战力比较时，也特别注意到“无形战力”。 这都是可喜的转变。可是蒋先生所说的组织、宣传和民众运动等的作用，以及张先生所主张的北伐军在军事训练上优于直军等，恰是各种关于北伐的成说中迷思成分最重的部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检讨。 　　尤其是过去的研究对彼时中国的政治思想言说(discourse)与战争的关系，对作战和指挥作战以及支持作战的各类人员的心态等注意较少。本文则认为恰恰是这些被忽视的无形因素起了影响有形因素的作用，故对北伐的理解必先回复到当时南北双方当事人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即期在重建时人的关怀和思想言说的基础上，试对北伐的胜利作一广义的再诠释，同时也希望能纠正一些关于北伐的迷思。 　　1、北伐前的南北局势 　　国民党在民国二年后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二十一条”的群众运动期间，国民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乃由进步党唱了主角，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 　　同样，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之外。吕芳上先生近年的研究表明，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之密切程度远超出过去的认知。若从民初社会广义的新旧之分角度看，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无疑都在新的一边。但是这广义的同并不能改变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是有着许多重大思想歧异、基本社会组成也极不相同的两个运动这一事实。国民党人虽然在上海办杂志呼应新文化运动，但从广为引用的孙中山《与海外同志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的那段评论看，先说北大学生和出版界一二觉悟者，然后才说到“吾党”要借此运动的东风，分明是在运动之外评说的。 　　这样，改组前的国民党，在地域上既未能偏安于一隅，文化思想上亦基本疏离于新文化运动这一主流，实处于一种非常边缘的地位。这种边缘地位的最明显表征，就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此时对时局“拟取消极态度”而“暂不过问”。再加上国民党人的分裂，不仅一些人到北京政府作官而成为所谓的“北方国民党”，在南方也是内斗频仍。故国民党本身也给人一种老旧的感觉，对青年，特别对边缘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 　　但是国民党之疏离于新文化运动，亦使其少受该运动西化反传统倾向的影响。傅斯年曾说孙中山在安身立命处是完全没有中国传统坏习气的新人物。可是正像大多数安身立命处仍是旧的传统的中国士人如胡适、傅斯年等的思想却向往西方一样[123]，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