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改革文摘.docVIP

行政审批改革：突破之后的尴尬 从行政体制改革试验田，到行政体制改革突破口，以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建设为代表的地方行政审批改革已经走过了8年；当社会各界充分体验和享受改革所带来的巨大成效和改革成果的同时，改革一线的实践者们却在为其现实处境、定位归属以及未来方向而担忧和焦虑。 改革实践者的困惑与欣慰 “地方的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就象茫茫草原上的一匹孤狼，找不到狼群。” “我们中心已经成立工作6年了，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现在的行政审批改革中难题太多了：无权者管理监督有权者，各种法律法规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大法管不了小法。” “改革之初，可以自下而上；而进入改革深水区，就必须自上而下，这就像梳头发：自下而上梳，越梳越乱。”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快成了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中心了，但中心本身却一无权，二无法律身份，这是名副其实的越权行为。”…… 这些声音或者说抱怨，来自于一些地方的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已经走过个年头的地方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建设，目前正进入关键时期，甚至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因为当改革一线的实践者发出上述呼声的同时，社会各界对他们的议论和评价更是截然相反——赞扬声余音绕梁，质疑声不绝于耳。 赞扬者说，行政审批改革对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服务型政府这一战略目标带来了革命性推动，它已经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质疑者的说法也同样直接和大胆：取消、关闭行政审批改革的操作平台——各地的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服务大厅。 而处在改革实践第一线的试点者们的看法和建议似乎更为现实和急迫：取消或关闭服务中心的说法和做法过于简单粗暴，这是在回避前进中的问题，“行政审批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但是，他们也承认，现在确实面临诸多自身、甚至地方政府都无法解决的现实难题，如涉及行政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等。 因此，这些实践者们认为，下一步的行政审批改革必须依赖行政体制的综合改革和整体推进。 抱怨：“没娘的孩子”，谁都管，谁又都不管 10月31—11月1日，“苏浙皖沪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第九次联席会议”在浙江省温州市举办，参会者主要是来自四省一市的36个市（区）的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负责人，《中国经济周刊》也派记者全程参加了本次会议。 这是一个连续6年举行了9次的区域性的行政审批中心联席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交流经验、探讨问题；不过，今年的这次会议除了原来的主题和内容外，不少参会者表达了更多的担忧和期待；而对于一些不了解实情的外人来说，甚至会误认为“经验交流会”变成了“牢骚抱怨会”。 “我们不在政府部门序列中，既不是政府直属机关，也不是政府特派机构。在政府组织框架中，我们叫‘其他一类’。” “可就是这个四不象的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却被赋予了管理和监督地方政府中的发改委、工商、环保、税务、质检、规划等职能部门的权力，这听上去有点离谱，但事实就是如此，由此可见我们的工作难度有多大。” “我们中心更惨，忙了多年，现在却要归并到政府其他部门去，这简直就是公开抢夺我们的改革成果。” “行政审批改革现在已经完成了以取消审批项目数量、改善服务态度和提高服务效率等为主的初始探索阶段，现在面临的难题已经不是依靠地方政府的主观努力就可以解决的。” 一个地区间的松散型交流平台，为何能持续6年不间断地组织了9次联席会议，且参与者越来越多，举办频率也越来越高？ “原因很简单，一是当初的行政审批改革，是以试点的形式在地方开始的，地方之间为了互相沟通信息和学习经验，需要一个交流平台；二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遇到的问题和难题也越来越多，相互间的交流变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联席会议的最早发起者之一—绍兴市便民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沈克勤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制度性原因：作为地方试点平台的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多年来其体制一直不明确，发展缺少目标，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工作努力，顶住压力，换来的却是寒心和担心”，“今天担心明天”，“所以大家都想找个同盟军，相互寻求一些支 据了解，类似这样的地区间自发组织的交流平台不止一个，如四川、辽宁等省市间也有一个类似的区域性交流会议。 在温州举行的这届联系会议上，参会者针对行政审批中心的体制性缺陷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他们认为，体制不明确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成了“谁都管，谁又都不管”的“没娘的孩子”，有时候又成了某些地方领导和政府部门作秀的“花瓶”。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业务涉及政府各个部门，也可以说是反映各个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个窗口，如上级重视反腐倡廉的时候，纪检部门就来抓一下；当上级强调提高政务水平，加强各部门协调的时候，政府办公室就来指导一下；当加强依法行政、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的时候，政府的法律部门又来检查一下。” “说得难听点，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