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影视的源与流.docVIP

文学与影视的源与流 　　摘 要：文学和电影是源与流、枝和蔓的关系，影视剧对原著的改编、导演的审美趋向决定了他们的改编对原著割舍尺度的大小，以叙事元素、符号元素、修辞元素3个角度来分析影视剧对原著的改编是很好的切入点。 　　关键词：改编；《伏羲伏羲》；《菊豆》 　　中图分类号：J905；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246-04 　　文学与电影本是一家亲，他们都同属于叙事艺术，只是叙事的形式不一样。文学所创作出来的形象具有模糊性和间接性，而影视所缔造出来的形象却具有可视的直观性。 　　有数据资料可以证明，很多电影是以文学剧本为基础进行深挖创作脱颖而出的。“迄今（指1996年。――引者注）为止80%以上的第五代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主要是小说），如《红高粱》《轮回》《大磨坊》《霸王别姬》等。”[1]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更是对文学情有独钟，他曾经对文学有过这样一段长谈： 　　“我首先要感谢文学家们，感谢他们写出了那么多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好作品……小说家们的作品发表比较快，而且出来的容易些，所以他可以带电影往前走。我们谈到第五代导演的取材和走向，实际上应是文学作品给我们了第一步。我们可以就着文学的母体看他们的走向、他们的发展、他们将来的变化。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离不来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2]中国当代文学是其创作的根源，可见张艺谋对中国文学的重视。文学与电影是母与子、源与流的关系。对母体继承创新不好，对源头挖掘疏导不好，改编出来的电影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是经典的回味。 　　但不同的导演具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所选取的文学体裁、所改编的尺度大小会因人而异。怎样的改编才算是合情合理，这没有统一的准则。著名影评家陈荒煤对电影剧本对文学改编也提出了这样一连串的疑问：“是指剧本在反映生活的真实与生动，创造人物的典型等方面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深度呢，还是指剧本所提供的文学基础能高度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富有深刻的哲理性，获得不朽的文学价值呢，还是指现代电影艺术应该获得同时代优秀作品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呢？”[3]不同的切入点会打开不同的切入面，本文主要从的文学的角度，以符号元素、叙事元素、修辞元素为切入点，来谈张艺谋对《伏羲伏羲》的改编。 　　“在中国的改编实践中，一向是两种传统，一是‘忠实说’，一是‘创造说’。”[4]张艺谋的《菊豆》完全符合创造说。他取舍添加物象、置换变化场景，在遵循+创造的基础上对《伏羲伏羲》进行了加减。 　　一、符号元素 　　“我选取人物和物象这两个在电影改编中被反复搬用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功能特征的符号元素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5] 　　（一）主次角色的颠倒 　　《菊豆》和《伏羲伏羲》中的主要人物是一致的，都是菊豆和杨天青，杨金山和杨天白。但不同的是人物的主次关系上进行了调整，弱化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杨天青，提高了菊豆在影片中的角色地位。主要角色调整的原因《张艺谋传》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他在考虑作品所要表现的那种内在文化的力量时，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反抗。无论杨天青还是菊豆，他们所做的都是对传统文化中那些压制人性的东西进行反抗。既然要表现反抗，女性的反抗就会比男性的反抗显得更有张力，也更为惊心动魄。所以，张艺谋将小说中杨金山这个角色弱化了，将更多的空间让给了菊豆。”[6] 　　（二）人物形象的区别 　　首先，年龄的差距。原著中杨天青是个“秃头刮得白而又白，闪着天真而健康、喜悦而生动光芒”的16岁少年；而《菊豆》中天青的扮演者却选择了年近40的李保田。年近40的光头光棍，反而更容易感染观众对他的同情心，理所当然的把他和菊豆的感情称为爱情而不是“乱伦”。如果遵循原著，把一个16岁的少年与婶子乱伦的事情来搬上荧屏的话，这势必带有违背道德的因素。 　　其次，人物戏份的区别。以图表的形式重点概括3人戏份和原著的主要不同处： 　　张艺谋大胆改编主要人物戏份，尤其是对3人死亡结局的改变，更能牵引观众情感，造成唏嘘感叹。 　　第三，人物关系的迥异。杨金山和杨天青在原著中是亲叔侄关系，而且杨金山是挺关心侄儿的，从他和天青的对话就能看出来：“好歹你是我兄弟的种，我给你钱办事，多了少了别怪你叔。你叔白活一世，留什么也没用场，早晚都是你的哩。”但影片中，张艺谋把二人的关系疏远了一步，不再是有血缘的叔侄关系。从杨金山和一个染客的对话可以看出：“他身上有我的血？他爹娘死的早，要不是看见邻居的份上收养他，他活不到今天。”对话中可以看出，二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