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的代理成本估算-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docVIP

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估算( 平新乔 范瑛 郝朝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No. C2003016 2003年7月9日 摘 要 我们运用“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激励工资数据集，在特定的生产函数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的框架内，按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的最大似然估计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的规模、原因作了估计与分析。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这就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得企业效率只利用了30－40％！代理成本由两方面原因而产生，信息不充分与代理人风险规避态度。所有者（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与代理人的行为参数风险规避r与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缺乏充分的信息所产生代理成本占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而导致的代理成本占1/3。从模拟估算的结果看，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可以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20个百分点。而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从根本上来说，应该在对财产所有与控制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 关键词：激励性契约（incentive contract）、代理成本（agent cost）、国有企业（State-owned-enterprises） JEL 索引号：D82，D23，D81 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估算 平新乔 范瑛 郝朝艳 导言 中国国有企业在过去的5、6年内，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相对比例上，都已经大大收缩了。 我们可从三个量纲来度量国有企业的收缩： 第一、在工业企业中，从1996年到200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的数量，从1996年的近13万家下降到2001年的不到5万家，减少了近2/3。在这减少的8万家企业中，由于破产或者被别的国有企业并购的原企业，占消失的企业的16％，而剩下的84％的原因有企业都通过租赁、承包和托管、租股结合、租售结合、合资与出售，逐渐变为非国有企业。 第二、按稍宽的口径，在全部汇编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户数在1997年至2000年下降了7万多户（见表一）。 表一：全部汇编的国有企业户数 年份 全国 （单位：万户） 中央 （单位：万户） 地方 （单位：万户） 1997年 26.2 2.6 23.6 1998年 23.8 2.3 21.5 1999年 21.7 2.2 19.5 2000年 19.1 1.5 17.6 资料来源：《中国会计年鉴》2001年。中国财政杂志出版社，2001年，第722页。 表一说明，在1997－2000年消失的7万户国有企业中，有6万户是经地方政府之手出卖或同意破产的。 第三、在更广的定义，即全部法人单位中，国有及国有控股的法人单位，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普查时点为2001年12月31日），在全国302.26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控股占50％以上的企业法人单位只有42.78万家，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15％左右，国有资本占全部实收资本的比重，在非竞争性的产业（如金融、交通运输、电信、采掘与教育等）中，仍达60－70％；而在竞争性的产业（如房地产、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等）中，国有资本只占全部实收资本的30％左右。 因此，无论按最狭义的企业定义，即工业企业，还是从最广义的企业法人定义看，我们都发现，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数量与相对比重在收缩。国有企业的大量破产与消失，从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从国有企业出发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尝试的失败。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大会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对仍要办的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但对国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本项研究所侧重的是国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企业内的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之所以要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其基本原因有二：一是检讨过去10年（从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始至今）里，从国有企业出发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失败原因，而国有企业内部契约的失效，乃是中国国有企业至今仍未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一环。尽管我们认为，过去三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委托－代理”理论并没有为国企改造提供出良方，但如果我们能从事实中揭示出国有企业内部契约的代理成本有多高，揭示出现有国有企业在不同契约形式下的效率缺失，仍会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国有企业会失败。 研究国有企业内部契约的另一方面的理由是着眼于未来的。如果国有企业还要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