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转型的中国史学.docVIP

胡适与转型中的中国史学 张　越 二、提倡“科学方法” 三、整理国故与史学研究 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乃至政治界，胡适对其均有重要影响。他既是一位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而且是在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中不应被忽视的、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史学大家。 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祖辈经商，父亲是清朝官吏。他自幼接受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新式学堂求学。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官费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科。毕业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同年启程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又曾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并于1938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1949年4月起寓居美国。1958年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任院长。1962年2月在台湾去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和中西学术的交融。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阶段，胡适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以首倡文学革命而名声大振，成为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 打破思想专制，活跃和发展学术文化，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成为人们所遵奉的信条。推翻偶像，拒绝迷信，摒弃成说，凡事都要问一声“为什么”，用科学方法重新估价中国的史学遗产，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重新看待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在新思潮影响下的五四时期中国史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胡适开风气之先，出版了根据他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扩充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中国古史因资料缺乏和观念上的原因，不断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编造的内容，真伪难辨。长期以来，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多深信不疑，且视为信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对没有可靠材料依据的中国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9年2月出版。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产生了极大影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顾颉刚谈到他的感受是：“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⑴冯友兰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⑵ 《中国哲学史大纲》还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导言中界定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学史首先应当明确的基本概念。他写道：“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他以开阔的视野指出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进而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作了阶段划分，最后就研究哲学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审定与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阐明这一系列学术研究的规范，胡适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没，并且有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⑶。 《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的文化思想领域。蔡元培专门为这部书写了序言，盛赞此书有四大长处：（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就史学界而言，这部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二、提倡“科学方法” 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科学方法”。他多次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