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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东：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流行款式批判 ——以于丹、余秋雨、汪晖为例 作者：张守东 来源：作者新浪博客 来源日期：2010-7-5 谨以此文献给肖鹰、萧夏林、徐晋如、朱大可、陈明远、郭宇宽先生，他们让我在这个“瓦釜雷鸣”的时代犹能得闻“黄钟大吕”悠远但清晰的声音。 　　网友对汪晖、余秋雨、于丹分别有精彩批判，但还未见有人把这三位结合起来加以批判。我一直在想，完全可以把这三位联系起来去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他们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时代思想文化的几个流行款式：于丹代表了不少人对经典任意取舍的态度；余秋雨体现了“文化”生产与消费中的自我抚慰与自我陶醉；汪晖代表了某种流行的“思想”造型：乍一看来博学多识，略一深究则不知所云。他们共同有一种浪漫主义心态：拒绝认真对待经典、文化与思想，刻意回避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用戏说代替求真，比如把孔子所说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于丹）；用抒情曲解历史文化：“为什么在战争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余秋雨）；用铺陈驳杂的知识取代慎思明辨（汪晖）。 　　他们还有一个共性，就是都伴有程度不同的丑闻：或涉嫌诈捐，或漠视人命（于丹听到自己的研究生自杀还照常开会），或有抄袭之嫌。他们对丑闻的回应也如出一辙：都拒绝认错（“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汪晖））。他们的辩护士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批评者说成是出于“嫉妒”。 　　由于汪晖、余秋雨、于丹的旨趣分别代表了我们在解读经典、传承文化、砥砺思想等思想文化方面的流行款式，加上他们还具有以上列举的某些共同特征，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批判。 　　为了行文方便，我在汪晖、余秋雨、于丹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名之为“汪雨丹”，以下凡是同时提及这三个人的地方，均简称为“汪雨丹”。 　　一、“鼓捣”“傻傻的”经典 　　于丹解读《论语》“成功”的秘诀在于把孔子装扮成“傻瓜”又推销给她心目中的“傻瓜”。其实，她推销的是戴着孔子面具的于丹自己。 　　她虽然没有明说听众和读者是“傻瓜”，但她的“传播学原理”还是透露了这一信息：“我是研究传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试想，假如受众不是“傻瓜”，为什么要“永远保持”经典“傻傻的笨笨的样子”？ 　　于丹大概也意识到《论语》“特别深邃”，所以她特别传授了把孔子鼓捣成“傻傻的笨笨的样子”。这等于说她自己也承认她所“传播”的并不是孔子自己的思想。难怪她会把孔子思想的真谛归结为“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很难想像对“礼坏乐崩”持强烈批判现实主义态度、周游列国宣传“克己复礼为仁”、晚年教导学生如何在乱世坚持“成人”、“成仁”的孔子会知道自己思想的“真谛”不过是教人“快乐”。 　　孔子是如何从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间教师变成了“快乐的生活”的教主，从而帮助于丹为这个贫富悬殊、司法不公、危机四伏的时代挣扎在底层的民众提供“快乐”的“精神胜利法”呢？原来，于丹为了确保“简单、傻瓜”，“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 　　经过“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难怪肖鹰认为她的讲解会有三个错误：第一，于丹讲《论语》，有大量的常识错误，严重曲解了《论语》本文；第二，于丹的讲解，缺少对《论语》的必要尊重，为我所用，牵强附会；第三，以于丹本人的学识，联系现实向听众谈其个人心得无妨，但不当用《论语》为自己做包装。 　　经过于丹这位传播大师的“鼓捣”，孔子就从以“仁”的精神修复千疮百孔的“礼制”的君子变成了快乐按摩师。事实上，这再也不是孔子自己。这是戴着孔子面具的于丹。这样鼓捣孔子，和1974年把林彪和孔子一起批判，都是把孔子当成工具，而不是聆听他的教诲。 　　于丹辩解说，她不是在研究《论语》，是在讲“心得”。我想，“心得”也得是在把握原典的基础之上有所“得”吧。“心得”也不能成为篡改经典的理由吧。关于经典的解读，让我们听听业内诠释孔子的公认大师杜维明教授的观点。杜教授“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毕竟，弄懂原意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心得才是个人的事情。” 他还强调，“把书读懂”是基础教育应该完成的工作，“个人见解”是第二步。诚哉斯言。 　　我们之所以要跟于丹较真，是因为经典的传承乃是一个民族文化事业最基本的工作。毕竟，哲学解释学消解“作者”和原典、张扬读者自己理解的理论只是一种学说，不是唯一正确的学说，不必成为我们对待经典的唯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