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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航行靠什么？ 　　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辨识方向，要靠指南针。于是，依据罗盘上的刻度，指引航海路线的就叫“针经”。比如，明人张燮《东西洋考》有《西洋针路》，现藏英国博物馆的明人《两种海道针经》，就包括《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二书。 　　上世纪70年代末，在海南发现了4本叫《更路簿》的手抄小册子，俗称“航海针经”，记载了海南文昌和琼海，前往西沙、南沙群岛，以及南海各岛礁之间航海针位（方向）和更数（里程，一更为十海里）。依照这本“航海针经”所标识的航向和航程，为300余万平方公里的南海绘制一张航海图，其中包括西沙群岛常用的传统地名33处，南沙群岛常用传统地名72处，其精准程度，几乎不亚于用现代测绘技术制作的航海图。 　　但是，用指南针导航，追溯起来，最先并不在海路，而是在陆路。 　　《鬼谷子》（此书年代有异议）中的《谋篇》记载：“郑人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这个意思是说，郑国人从陆上丝绸之路去获取宝玉，也需要“司南之车”―指南针，帮助辨别方向。战国时代关于“司南”之类的记载，见诸篇什者甚多。宋代以沈括《梦溪笔谈》为代表的文献，前前后后提到此类记载的，就更为诸家所称道。 　　 　　沈括有一段关于指南针的细致记载，大意是：内行的人，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针锋常略微偏东，不全指南也。浮在水面多荡摇。指甲及碗边也可放置磁针，运转尤其快速，但坚滑易坠，不如用丝线悬挂最佳。其法：取单根新蚕丝，用些许蜡黏丝线于针腰，于无风处悬挂起来，则针常指南。亦有磁石磨后针指北者。我家指南、指北的磁针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树树枝之指西，莫可推究其原理。 　　从战国到宋代期间有一千年，指南针是否曾用于航海？我们无从推知，我们知道的是，中国南海航线上，南朝以来，一直是忙碌的。比如，早在公元785年，距今整整1260年前，大唐皇帝特命全权大使杨良瑶（736～806），率领大唐代表团，出使大食国。这是一次比大明朝郑和下西洋的首航（1405年），还要早620年的海上丝路之旅。 　　我们不知道杨良瑶的船队究竟有多大，但是他的出行路线，却因为同僚、时任鸿胪卿（负责唐朝外交接待任务）的贾耽（730～805）的记载，而得以比较准确地推知。 　　杨良瑶的船队，从广州出发，驶出珠海口，绕过海南岛，沿着今越南东海岸南行，过军突弄山（今越南南端的昆仑山岛），南行经过海硖（今新加坡海峡），海硖北岸为逻越（即暹罗，今柬埔寨国），南岸为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路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一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大食国的弗剌利河（今幼发拉底河），换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重镇巴士拉），再向西北陆行千里，便可达到茂门王（穆罕默德）所在的都城―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这是一次海上丝绸之路的完美记录，是中国官方船队第一次远到西亚的阿拉伯世界。 　　杨良瑶的海上出使路线，获得了同期稍后的波斯地理学家的印证。《道里邦国志》的作者伊本?q胡尔达兹比赫（820～912）有从波斯湾到广州口岸的反向道路的记载。他描述了当时中国的几个港口：占婆（栓府）至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安南（鲁金，即今河内），陆路、海路皆为一百波斯“里”（长度等于陆地马行1小时，水行顺风船行1小时）。在安南，有中国石头，中国丝绸，中国的优质丝绸，并且出产稻米。 　　广州时称汉府，从安南到汉府海路4日，陆路为20日。他说汉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有各种水果、蔬菜、麦类、稻米、甘蔗。从汉府至汉久（当为福建某地）为8日程，物产与汉府同。从汉久至刚突（江都郡）为20日程，物产与汉府、汉久也相同。 　　由此来看，当时阿拉伯商船来往于波斯湾与中国之间非常普遍，他们对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十分熟悉，广州更成为当时海路贸易的中心。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日本僧人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第5次东渡失败，流落到海南、广州，说珠江口“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珠宝，积载如山。”阿拉伯商人《中国印度见闻录》（915年编定），称唐末广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和拜火教徒外侨，有十几万人，尽管这数字容有夸大，但却反映了经由海路来华、聚集广州之“胡商”盛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中国人首先使用指南针于航海，还是阿拉伯水手首先使用指南针于航海（海外学者还真有不同争论），已经不太重要，因为针师、水手都是可以互相雇佣的。只是，从中国人首先发现磁针的指向性而言，中国人包括杨良瑶那次出使，在官方船队使用先进的导航工具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今天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发明的这项技术，从此之后，就没有什么长进。 　　据考古显示，宋代瓷俑手持的旱罗盘，就是用轴支承的结构;对这种结构原理的了解，甚至见之于汉代的考古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