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顷我们所拥有的碎片，就是我们的全部.docVIP

王顷我们所拥有的碎片，就是我们的全部 　　“除了现实生活，其他都太合理：音乐合理、哲学合理，文学也是安排好的” 　　刚走出天津火车站，我就被一个黑衣男子一把抱住了。 　　 　　来人正是王顷。他的画室离这里不远，在这个崛起的港口新城，他住的地方名字也因此带有某种超现实色彩。嗯，这里叫张家窝，他所在的小区叫社会山。 　　行走在小区的树荫里，地上落满了枣子，大多数已被行人碾压到爆裂。王顷说，他喜欢画相爱的人，特别想以此画一幅画――热烈拥吻的男女，而地上落满了败坏之果：“在爱情的花园里，果实正在腐烂。” 　　他的画室就搁着一幅热烈相拥的男女，但那个姿势，既像彼此亲热，又像要勒死对方。 　　初次谋面的王顷跟我仿佛彼此认识了几辈子聊起来滔滔不绝。那些因为他得过抑郁症就以为他沉默而封闭的人都错了，他非常有趣，且超级能说。他的父亲、妻子、女儿皆寡言少语，他一个人说光了家里所有的话。他的语言塞满了空间里每一处缝隙，几乎像固体一样结实。若干年前，他因为长时间无法入睡、不停做噩梦去看大夫，结果跟精神科医生大聊特聊，一开始是他在说，最后变成医生在说，医生把自己评职称待遇不公的烦难事情跟他倾诉了个痛快，搞不清到底谁是谁的心理医生。最后，大夫像亲人一样捏着他的胳膊送他出门，对跟在身后的病人家属欢快地宣布：“他没事儿，他一点事儿没有，他特别特别正常！” 　　王顷蹲在地上笑得站不起来。“这个医疗体系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来对待一个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人是什么，最后便成了一个乐子。” 　　 　　他在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被命名为《开封抑郁症》，“开封”点出了他的河南背景，但同时也双关着，曾经的忧郁被打开了封存。就像你走进展厅里所看到的，许多个涂满图像和文字的小柜子，每个抽屉拉开来，里面都是一两件蒙尘的旧物、一段隐秘的记忆，或者一种让你鼻翼为之抽动的气味。 　　我找到此人纯属偶然。在艺术界，他并不出名。看到他在蜂巢的展览之前，我对他一无所知。但好几个画家先后向我推荐这个展览，嘱我一定要看，某大腕艺术家甚至悄悄跟我说：自己房间的墙上只挂王顷的画。 　　走进展厅，只看了第一面墙，我就被这个不知出处的家伙迷住了：他画的树上好像有明火在燃烧，草木和蘑菇带着阴湿之气疯狂繁殖。有一组画的都是小城市里那种颓败的人民公园，怪异的城市雕塑、颜色艳丽的儿童飞车和垂头丧气的动物园是这类公园的标配。人们在公园广场上翩翩起舞，仿佛置身于一个透明的鱼缸之中。墙上的题图是王顷自己写的，文字里的诗意让我这个以写字为生的人羞愧。他写道：“毛色斑驳的老虎懒散而疲惫趴卧在公园的笼子里，像葬礼上哭累了的男女。”我暗暗决心要找到王顷，无论他是在北京、天津、开封还是商丘。 　　 　　一个人的逃学史 　　在天津美术学院教书的王顷跟艺术圈甚少往来，但从师承上说，他算是地道的科班出身：1968年生人，央美油画系毕业，刘小东的学生，尹朝阳、李松松、乌尔善的同学。但王顷比他的同学要年长一些，毕竟，他花了5年才考上央美。 　　他的成长史就是一部逃学史。王顷的父亲曾经是中山大学的古文字专家，“文革”期间回到河南，在当地的文化馆做文物普查。从他记事起，他们家就在不停地搬迁，鬼使神差，每次迁徙，附近都会有书店，他是吃着书长大的。父亲曾经跟他说过，自己有个同事的孩子能把一个图书馆的书全部看完，这为王顷树立了一个目标。 　　 　　“父亲老是丢给我书看，他话特别少，但他总会给我看书。那时候家境很困难，但他一小箱子一小箱子给我寄书。我六七岁的时候，对版权页就熟得不得了，父亲就跟我讲，什么叫印章，什么叫开本。上了初一，我跟同学打赌，租赁的连环画，我不看，我拿手摸，我就能告诉他是哪个出版社的。其实很简单，所有的64K，每个出版社裁纸都会差一点点，有时候宽一点，有时候窄一点。打开那个书，闻油墨的气味，我就能说出是哪个出版社的。” 　　投奔父亲到开封去念中学，父亲工作忙，没功夫管他，第一天就把他领到一间书店，告诉他：我要去南开大学开一个月的会，给你留了饭票，你明天自己去上学。 　　第二天，他就没去上学，把开封的书店逛了个溜够！父亲给的生活费，花了一半，全部买书。在学校里，他不合群，总是自己玩，脑子里跑火车，迷UFO，给同学讲《三言两拍》里的黄段子。到了高中，没上几天学，他就自己跑到学校去找老师，自作主张地退了学。 　　“因为我一直在逃学，我也不干坏事，就是去书店。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可以网络查书，有一份报纸叫《社科新书目》，我就趴在那上面看。跟吃不上好饭就看看菜单过瘾似的，趴在那看，美呀。真是美。心里就是痒痒的，暖暖的。” 　　高一的时候，因为逃学，他遇到一个河南大学美术系的学生，比他大10岁，他叫他老黄。两人聊哲学，当时正是“85新潮”之前，老黄拿了很多西方哲学书让他看，也常常到王顷独居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