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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罗力：追忆1984年莫干山会议作者 汪时锋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时间 : 2012-08-13 01:01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指，莫干山会议对中国改革具有关键意义的价格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由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办、《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将于9月份在浙江莫干山召开。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为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也是新中国历史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近日，本报专访了曾经参加过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第一财经日报：莫干山会议已经过去30年了，作为当时的亲历者，你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参会的机缘和契机？李罗力：莫干山会议的设想最早是由北京中青年学者朱嘉明、黄江南等人提出的。那时大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特别关心，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更是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我和杜厦、金岩石（我们三人是南开大学刚刚毕业留校的中青年老师）以及郝一生（天津社科院的中青年学者）等人，作为天津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经常参加北京中青年经济学会的活动，与朱嘉明、黄江南及北京很多中青年经济学者都十分熟识并成为了好朋友。所以我们很早就知道朱嘉明等人想筹办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的想法。事实上朱嘉明最早提出召开这个会议的具体设想，就是在他到天津与我们这些朋友见面后产生的想法，认为不仅要把北京的中青年学者动员起来，还应该把全国各地的有志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都发动起来。因此他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提出了筹备召开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的最初构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天津的几个中青年学者，也可以说是最初策划莫干山会议的知情者和支持者。日报：你和天津的这些中青年经济学者参加莫干山会议时都分在开放组，据说当时开放组的讨论十分激烈，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吗？李罗力：莫干山会议的开法很特别，没有开大会，上山后就分为若干组进行专题讨论，并且要求每个专题最终都要形成给中央的决策报告。开放组是其中的一个组，专门研究中国的开放问题。开放组的组长是朱嘉明。当时参加开放组的主要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和来自呼和浩特、西安等内地城市的代表。来自天津的代表除杜厦、郝一生、金岩石和我外，还有南开大学的常修泽和天津农业银行的杨海田；来自上海的代表有陈申申、陈乐波、陈平等，来自广州的代表是张尚荣，来自呼和浩特的代表是郭凡生和曹征海，来自西安的代表是张宝通和刘安。可能开放组还有一些代表我没想起名字，也可能记错了。开放组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是由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论”挑起的，郭凡生也是由于写了一篇“反梯度理论”的文章而入选莫干山会议的。当时国内理论界都认为，中国的开放应该是由沿海逐步向内地中西部次第循序渐进地开放，而且中央当时的开放政策部署也是先开放沿海14个城市。但郭凡生等人认为，开放也可以是跨越式的，也可以先在内地“中心开花”，然后再向周边扩散，带动内地的周边地区也形成开放态势。开放组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这个观点，基本观点主要是开放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观念基础，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更先一步开放，就是因为从历史传统和客观条件上看，更具备这两个基本前提。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从总体形势上看，开放毫无疑问是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有梯度地逐步进行开放的（当然也不排除内地少数条件特别好的地区会在对外开放的某些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当然，开放组的讨论并不只是限于对“反梯度理论”的争论，大家主要还是围绕当时中央部署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如何进行开放来讨论的。最后形成了给中央的政策建议报告《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不过，现在回头来客观地看，尽管那时天津正在积极筹建天津开发区，从而在中国的北方走在开放的前列，同时广东也正在尝试搞经济特区从而走在全国开放的前列，但是总体上中国当时是以改革为主，开放只处于小范围试验的阶段。这从莫干山会议对决策的建议也可以看出来。当时在莫干山上争论最激烈的就是中国的价格改革，而对决策影响最大的也是如何进行价格改革的政策建议。在我看来，中国开放的真正转折点还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深圳等经济特区以及珠三角地区率先开放的经验和示范才推广到全国，也才带来全国范围真正的大开放。日报：你如何评价莫干山会议的意义？李罗力：莫干山会议不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国经济学界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指，莫干山会议对中国改革具有关键意义的价格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为当时价格改革迫在眉睫，到底是搞价格双轨制还是全面放开市场价格，路径到底应该怎么走？莫干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