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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民间械斗与官方治理 　　【内容摘要】在清代台湾民间械斗中，分类械斗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台湾移民化社会进程中相应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历史根源性应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主要出发点来考虑。械斗给台湾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械斗频繁发生的地区，民众起义的发生率也比较高。基于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性，清朝中央政府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多次进行镇压。清政府所采取的严厉政策和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不可能经过几次的治理就能彻底消除民间械斗。 　　【关键词】清代台湾械斗官方治理 　　所谓民间械斗，一般不带有政治色彩，它是解决群体之间人际关系的一种暴力冲突且不与官府为敌，不依赖官府解决。由于台湾特殊的移民化社会进程，在清代中晚期，岛内出现了“分类械斗”这一社会现象，即不同祖籍居民间的械斗，“分类械斗”给台湾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而且在械斗频繁发生的地区，民众起义的发生率也比较高。基于台湾社会的特殊性，清朝中央政府为维护其统治秩序，曾经多次进行镇压。 　　一、台湾民间械斗的历史根源性 　　清代台湾社会时常动荡不安，械斗被时人称为台湾的三大患之一。台湾的民间械斗发生、变迁有其明显的分水岭。若以时间为界定，应以咸丰十年（1860年）为线，此前多为“分类械斗”，此后则以宗族械斗为主。 　　“闽省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山多地少，所产出的米谷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促使他们往外寻求生存发展的新空间。乾隆年间，人口急速增长，在不少地区人浮于地的矛盾日益尖锐，加速了内地民户向外迁徙。促使人们打破了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走上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移民道路。在台湾的移民，就其人口籍贯所属而言，“全台大势，漳泉之民居十分之六七，广民在三四之间。”[2]。 　　“泉、漳之民，性极拙而易怒。拙则闲于利益，而无远图。易怒，则不可讥，不可讥则少屈抑，而发之暴矣。”[3]他们虽有冒险开拓的精神但却拙于精心策划，更注重眼前利益，而无长远打算，缺乏法治意识和社会均衡意识。漳泉民众的强悍个性表现在民风上，即勇于私斗。凭借血缘、地缘形成一定的集团势力，以求在现实生活中能互相帮助，共谋发展。虽然有小集体的凝聚力，但其俗尚气好斗，也带来了许多相应的负面影响,往往因为睚眦小忿，就聚众定期而斗，而且多是同族、同乡、同郡聚众斗殴。 　　这种特性随移民延续到了台湾。在台湾社会教化和规范不足的大环境下，在面对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及争论时,往往更偏向于依赖民间力量的争勇斗胜。在清政府移民禁令的制约和当时渡海困难的限制下，移民群体中大都是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少有女性。蓝鼎元在对台治理实践上,意识到男女比例不平衡所带来的问题,曾指出：“鄙意以为宜移文内地，凡民人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给照载渡”，“皆立家室,可消乱萌”[4]。而清政府并未积极采纳，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落后,造成了台湾移民中男女比例悬殊，移民中的单身男性组建家庭困难，使得能促进社会内部稳定的血缘群体难以形成。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这些移民大都聚居在以开拓集团为基础的同乡、同族、同姓的村子里，又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村庄基于籍贯相同而保持有较密切的联系。根据在台湾移民的分布，“以南北论，则北淡水，南凤山多广民，诸彰二邑多闽户；以内外论，则近海属漳泉之土著，近山多广东之客民。”[6]这些社会群体中的人们为了满足其社会性的需要，更积极地参加诸如结拜兄弟、秘密会社、宗教团体等组织。大部分的民间团体组织不仅带有浓厚的地域偏见，而且为了加强其内部团结，还增强了对其他团体的敌意，这大大增加了械斗冲突的可能性。 　　在移民的成分中，游民占有很大比重，姚莹指出：移民中相当部分是“内地游手无赖及重罪逋逃者”，“有业者十无二、三，地力人工不足以养，群相聚而为盗贼、为奸恶”[7]。陈盛韶也指出：“闽粤之难治，漳、泉、惠、潮为最。四府犷悍无赖之徒，内地不能容，偷渡台湾与土著匪类为一气，窝娼、包赌、械斗、抢劫，不知有官刑。”[8]台湾社会缺乏官治秩序，成为所谓游民的天堂。游民的所作所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主要是体现在其在社会动乱时所扮演的角色及带来的破坏。 　　二、清政府与地方官员对械斗的认识 　　清代台湾社会极不安定，俗语有所谓的“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台湾滋事，有起于分类而变叛逆者，有始于叛逆而变分类者。官畏其叛逆，谓祸灾官。民畏其分类，谓祸在民。百余年来，官民之不安，以此是。”[18]由此可以看出，械斗与民众起义之间应该是存在有某些联系的，这两种事端使官民都各自深感不安，而事实也证明，械斗频繁的地区其民众起义的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因此，清政府在对待“分类械斗”时，始终保持有较高的警惕性，防止因械斗的升级而引发民众的叛乱，导致海疆的不安定，这也是有其一定根据的。 　　而在处理分类械斗的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