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规划工作者之o路-马武定.docVIP

一个规划工作者之路 马武定 196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 198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硕士 届时，我感到在我国之所以城市规划难免“墙上挂挂”的命运，是由于规划与管理脱节，搞规划设计的人不懂管理，而搞规划管理的却不懂规划。我决心身体力行，弃教从政，看看能否把“规划”与“管理”结合起来。…… 我的规划工作者之路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而“摸着石头过河”的。近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城市规划改革的问题。当我于1986年10月结束在斯洛文尼亚二年的访问学者生活回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讲台的时候，我意识到国内“经典”的城市规划和教学的内容与教学方法必须改革。因为城市规划不仅仅是要安排空间、用地和项目，它最根本的是要“设计”人们的生活。而我们所培养的规划专业的学生，恰恰最缺乏的是对生活的理解，我们最不清楚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们的需求。1973年至1978年间，我在重庆市建委规划处工作，参加了重庆市各区的总体规划和一些居住区的详细规划。虽然我们也进行现场踏勘、调查研究、收集资料，但我们所调查和接触的对象都是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我们几乎不与普通市民接触，不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而我在斯洛文尼亚所参与的几项规划工作，则是要深入到社区的居民中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与他们一起讨论规划所涉及的问题。这样的规划是完全不同于我在国内所做的“自上而下”、由规划师来“指点江山”的规划。这是一种建立在居民的公众参与基础之上的“社会契约”型的规划。这是市民们“自己的规划”，这样的规划就具有可操作性和自觉性的约束力。而规划师则完全是服务型的“赤脚规划师”，他们是市民的朋友和良师，是各个方面的代言人和沟通的桥梁。1988年我写了一篇6000余字的文章：“陈旧落后的规划观念必须改变”，投给《城市规划》杂志，可是当它被发表时却成为只剩下600字左右的一则短文。干巴巴的几句话自然引不起多少重视。1990年我在《城市规划》发表“城市规划设计的特点与城市规划教育”，阐述了对城市规划工作特点的认识。同时，我在任教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探索性的把“城市规划原理”课程改为“城市学基础”，以拓展城市规划专业学生的知识面。1990年，结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的科研课题“中国四川城乡结合部的住宅规划与设计”，我着手组建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人居环境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以期以更广的视野来研究城市的居住与环境问题。 1991年，《城市规划汇刊》发表我的“我国城市规划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文中我提出了城市规划应当在五个方面进行改革。届时，我感到在我国之所以城市规划难免“墙上挂挂”的命运，是由于规划与管理脱节，搞规划设计的人不懂管理，而搞规划管理的却不懂规划。我决心身体力行，弃教从政，看看能否把“规划”与“管理”结合起来。1992年，我被建设部借调到海南三亚市组建三亚市城市规划局，并任第一任局长。面对滚滚而来的房地产高潮和集中批地的繁忙工作量，我在三亚市规划局试探性地推行了窗口接待制和计算机信息库。当我于1994年调到厦门市规划局工作后，我继续在厦门探索和推行窗口接待制与电脑局域网审批。1997年，《城市规划》刊登我以“走向集约型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为名的一组三篇文章，文中总结了我从事城市规划管理几年来的一些感受和思考。1998年，我在《规划师》上发表“新时期规划师的职责与作用”，再次提出10多年前我就想阐述的我对规划师的作用的观点。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又被砍成了一篇短文。2002年，我又撰写了“走向面向管理的城市设计”刊于《城市规划》2002年第9期。有位规划界的髙层管理人士说：“没有搞过管理的规划师不能算真正的规划师”。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当我于2002年辞去已干了10年的规划局的行政工作重新回到大学讲台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规划管理的经历使我对城市规划有了更深刻理解。这是一个由“自在”的规划师变为“自由”、“自为”的规划人的过程。于是便有了2005年发表于《城市规划学刊》的“城市规划本质的回归”一文。 当母校成为“百岁”老人之际，我也迈过了“花甲”之年。然而作为一个由母校培养出来的规划人，似乎才刚刚学会走路。我并不是一个成功者，但我是一个幸运者。我幸运的是因为我所走过的那几步已使我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了。当一个注册规划师并不难，然而要真正理解城市规划意味着什么，明白城市规划的真缔，却不那么容易。我虽然不能自信地说自己已做到了，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比走出母校大门之时懂得的多了一些。有关城市规划的东西，更多的应当是在工作实践中学的。城市规划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应用科学，而是社会工程学。城市规划所面对的是一场社会博弈。我想这对于尚在母校的课堂里学习的同学们来说，应当有所准备。 马武定 马武定，男，1946年9月出生。196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