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刑法志中刘颂的法律思想.doc

晋书刑法志中刘颂的法律思想： 一、刘颂的刑事立法思想 1、崇尚法律，提倡“依法治国”。 刘颂极力推崇“依法治国”的“直准”，并对执法的官员借口“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的做法提出批评。刘颂提出“宜立格为限”，“以律令从事”，“法信于天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夫人君与天下共者，法也。”即法律是天下共守之行为准则，即便是贵为人君，亦得“以律令从事”。 2、立法权集中于皇帝一身。 在封建专制集权制度下，皇权至高无上，皇帝总揽国家一切权力，集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这在刘颂的法律思想中亦没能外。刘颂认为皇帝制定法律规范官吏和百姓的行为，各级官僚各施其职，各负其责。 3、立法应当符合社会实际情况，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相应调整。 刘颂在向晋惠帝的上疏中明确指出，立法应当立足于社会的实际需要，从实际出发，又不能因循守旧，机械僵化，而应当顺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4、法律是一种普遍的行为规范，立法不可能“尽善”。 刘颂在《晋书.刑法志》中有言：“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然而“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意即法律虽然应当以穷尽事理、绝对合理为理想，但是，法律是以文字为载体的，它不可能做到绝对合理没有歧义。 二、刘颂的刑事司法思想 1、明确区分立法与司法的界限。 刘颂明确指出司法官吏只能严格执行“成制”，不得擅自“议事以制”，否则，就是对皇帝立法权的侵犯。 2、严格司法，维护法律的绝对权威。 崇尚“法治”，倡导“依法治国”是刘颂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要以法律治理国家，就必须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威信。法律只有得到确实、严格施行，才能取信于民，取得全国上下一体遵行的尊崇地位，“依法治国”才能顺利推行。 3、严格依照法律、名例定罪量刑 刘颂的思想是罪刑法定和罪刑非法定的结合：“主者守文”，即主司官吏执法断狱必须严守律文；“大臣释滞”，即像刘颂这样的廷尉、三公尚书有权“议事以制”，运用法理、经义解决疑难案件；“人主权断”即皇帝才享有人心裁量，生杀予夺的擅断之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法吏实行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大臣”实行罪刑非法定主义，“人主”实行罪刑擅断主义的三结合、互补互济的执法体制。 三、刘颂的刑事政策思想 1、诛大罪，赦小过。 刘颂提出了诛大罪，赦小过的刑事政策思想，主张集中力量打击罪大恶极之徒，使法网做到“简而不漏，大罪必诛”，对于犯有轻微过失的贤人君子，则可以不必追究， 2、提倡重刑。 刘颂认为其所处之时代为“叔世”，也就是乱世、末世，那么，他的刑事政策思想当然就是要用重典治国。刘颂认为当时的刑法过于仁慈，法不治罪 3、主张恢复肉刑。 刘颂的重刑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恢复肉刑的主张当中。刘颂倡导的“肉刑复兴运动”从理论上对肉刑制度本身的尽善尽美做了进一步论证。 儒法的差异及其影响 儒家思想形于春秋战国。两种思想曾在战国时期有过激烈的交锋，对当时、后世乃至今天的中国法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下面我从两个部分比较两家思想。 一、礼与法 儒家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其在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看法和达到这种理想的方法。 （1）、社会秩序的看法 儒家根本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人有智愚贤孝之分，社会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劳力的农、工、商贾是以技艺生产事上的，劳心的士大夫是以治世之术治理人民食于人的，各有其责任及工作，形成优越及从属关系的对立；认为亲属关系之中，应该以辈分、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所形成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野。法家并不否认也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及存在，法家注意的是法律、政治秩序之维持，人为有功必赏、有过比罚，何种行为应赏，何种行为应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因人而异，必须有同一的法律，一赏一刑，才能使人人守法，而维持公平。法家认为一切的人在法律面前均需平等，不能有差别心，不能有个别的待遇。 （2）达到各自理想的方法 儒家着重于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故不能不以富于差异性，内容繁杂的、因人而异的、个别的行为规范——礼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反对归于一的法。法家欲以同一的、单纯的法律，约束全国人民，着重于“同”，故主张法治，反对礼。两家出发点不同，结论自异。两家思想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二、德与刑 儒家法家要实现自家的理想，即维持社会秩序，都需要借助一种力量，当有人不遵守此种行为规范而破坏社会秩序时，将有种力量来保护它，制裁人。 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道德教化的力量，收潜移默化之功，这种以教化变化人心的方式，是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自是最彻底、最根本、最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判裁所能办到。所以，儒家宣扬以德治天下，以德教化人。孔子以无诉为最后目的，荀子对此也有同样的见解，认为教化即行，便无法律刑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