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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 我们党历来对共产党员的行为取向有明确的要求。在新时期，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做到清廉，就要自觉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廉政准则，主动接受监督，自觉净化朋友圈、社交圈，带头约束自己的行为，增强反腐倡廉和拒腐防变的自觉性，严格规范权力行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决反对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2002年12月5日，北京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带领中央书记处成员，冒雪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站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进京“赶考”的起点，党中央领导集体重温当年毛泽东对全党的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牢记“两个务必”，是新时期共产党人必须接过的接力棒。忘记了“两个务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就会抬头，奢靡之风就会蔓延，势必会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 “物必自腐而后生虫。”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以史为鉴，官员的腐败、政治的腐朽，会导致执政基础的动摇，亡党亡国的悲剧将不可避免。 1945年7月4日，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促膝长谈。 毛泽东问黄炎培看了延安有什么感想时，黄炎培坦诚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这番话后，欣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权力是把双刃剑。秉公用权，可以造福人民；以权谋私，就会祸国殃民。权利也是腐败的催化剂，它能把掌权而昏庸的政府、有权而志衰的人推入深渊。因此，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 北平入城式是全国解放军的入城式。接管北平具有新中国奠基礼的意义。对于如何接管，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不仅细致指导，还一再叮嘱。入城前，负责警备北平的第41军战士们把政策和纪律写在小纸片上，贴在枪托上，随时背诵；有的师还开展了“评入城资格”的活动，从师领导到炊事员，一个一个评，不够条件就不能进城。 1949年2月1日，入城接管开始之际，市委书记彭真对接管干部讲话，说：我们“作风要实事求是、老实朴素。……要以劳动生产者的作风改造北平”，“不许贴条子占房，谁抢的话，送回石家庄”。人民军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其他接管守则，秋毫无犯，廉洁奉公，给阅尽“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古都各阶层人士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与抗战后国民党进北平的“劫收”形成鲜明对比。 在北平接管工作大体完成之际的4月中旬，市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彭真在会上说，革命的参谋部、司令部就是共产党，能领导革命，能粉碎国民党统治的，只有共产党。要把北平搞好，首先就要把党搞好。否则，一切事情都搞不好。大会之后，中共北平市委决定全部公开各工厂、学校、机关的党支部和共产党员名单，以此加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这与国民党组织在北平自始至终未公开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党的世界观、性质和纲领决定了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其他组织不可比拟的政治自觉性、主动性和彻底性。 在革命时期，我们党尽管只有三次短暂的局部执政实践，但中央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却发布过《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通过行之有效的廉政措施，保证了红色政权风清气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严肃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腐化堕落案件，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执法如山的形象。 1951年年底掀起的“三反”运动和1953年开始的“新三反”运动，肃清了从中央到省、市、专区和各级机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和浪费问题。 党的八大突出强调了加强群众监督的重要性。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强调，“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等一切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提出实行“问责制”，强化了制度对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的约束和自身监督。 党的十七大以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