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稳定发讲稿.docVIP

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稳定发展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巨大的进步。这方面的报道都很多，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可以说这3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是人民得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但是在伴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改善的同时，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现在人民群众的意见也越来越大，抱怨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有的干部就认为现在的老百姓不知好歹，一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下了桌子就满口骂娘。骂娘自然不对，但我们关键是要看老百姓骂娘的原因，是无理取闹还是事出有因，是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本身就有该骂的地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一切公务人员都是人民的仆人，主人对仆人发火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必须认真反省，针对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虽然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关注，反腐的力度也愈来愈大，但腐败形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越反越腐，前腐后继。河南省交通厅因腐败落马的四任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董永安号称贵州“第一夫人”的原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董事长闰健宏因犯有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投机倒把罪,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996年2月刚接替闰健宏担任“国投”董事长的向明序又因涉嫌收受贿赂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法制”一词，我国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19世纪中叶尤其是1840年对华战争（鸦片战争）之后，这种封闭的状态才逐渐被打破。由于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不断遭受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的无数次失败后，一些开明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必须“睁眼看世界”，注意“探访夷情，知其虚实”。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接着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后来就是中法战争，再后来又是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连年战争连连失败，屡战屡败。虽然和法国的战争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在谈判桌上却任然失败，自己被别人打怕了，所以一谈判就只知道给人好处。法国它是不胜而胜。所以经过这接二连三的失败，面对着这国破家亡的危险，我们中国人不能不放下架子，仔细去研究一下人家。最后发现人家不仅船坚炮利，而且制度优越。我们中国最终败就败在制度的落后上面。（通过第一次、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认识到了外国人的船坚炮利，所以就搞洋务运动，并且也大见成效，创建了强大的北洋海军，其实力当时在亚洲名列第一，但经过甲午一战，几乎就将清王朝几十年的努力化为乌有。这才明白自己制度的落后。）所以我们不得不学习别人的法律，改变原来的祖宗之法。同时，大量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商人以及清廷聘请的洋幕宾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宣传了西方的法律知识。而且外国人打到家里来了，我们不能不和他们打交道，不得不和他们谈判、签订条约。这就需要了解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做法，就是各国的法律。当时由于一下子国门开放得太快，签订的条约比较多，而自己又不能马上培养出自己的外交人才来。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情况：就是找外国人去与外国人签条约。比如要和英国人签条约，就找一个法国人去帮助中国人一起去和英国谈判、签约。相反要是和法国签约，那么就找一个英国人来帮忙。所以当时清王朝学习外国法律、修改自己法律确实已经非常必要。 促使清政府修律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利诱。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已有条件放弃“治外法权”作为对清政府修律的诱饵，促使其尽快修改法律。在《中英续议通商行船章程》和在此后中国与美国、葡萄牙、日本等国的条约中，都有这样的许诺条款。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将收回领事裁判权视为“变法自强之枢纽”。一时间，不少清政府的高级官员纷纷上奏，请求修订法律。清廷在慎重考虑以后，下达修律上谕，任命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为修律大臣，正式开始修律活动。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慈禧挟光绪出逃，途中以光绪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其中就有“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等语，初步表达了修律的意向。 修律的主要活动 1904年，作为新法律起草机关的修订法律馆正式办公，标志着修订法律活动的正式开始。 在清末修律的过程中，仿照德日“民商分立”的立法原则，修订商法。在前期主要是颁布了若干单行法，如由商部草拟、1904年1月颁行的《商人通例》和《公司律》；1906年颁行的《破产律》；1903年颁行、1907年修正的《奖励华商公司章程》；1906年颁行的《奖给商勋章程》；1908年颁行的《银行通行则例》；1911年颁行的《轮船公司注册给照章程》等。后期主要是修订法律馆起草完成的《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1月《大清新刑律》颁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刑法典。从立法技术上讲，这部法典充分吸收了西方的法学成就，基本上具备了近代刑事法律的雏形。同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