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中公司社会责任之反思.docVIP

公司社会责任之反思 李伟民 　 摘　要：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是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诸多理论问题仍存在争议。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伦理基础和经济效益的反思，我们可以得出泛道德化的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失之过严。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伦理基础；经济效益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正式施行的《公司法》第５条第１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也有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这些规定，好像已经对关于公司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讨论划上了句号。可是公司社会责任到底具有哪些内容？新《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是否具有执行性？我国公司是否已经做好了实行社会责任的准备？作为一个从国外引进的制度，是否真能和我国固有的公司法制度和理念相协调？而一些关键的公司制度之间互为基础，并且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因此改变一种制度而不改变其他制度是非常困难的。 　　一、公司社会责任概念之反思 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为公司的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的目的，应当最大限度的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的利益、职工的利益、债权人的利益、中小竞争者的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等，既包括自然人的人权，又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权利和利益 。 责任一词在法学领域有其特殊的含义，是指义务人在违反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时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责任的产生的前提是义务存在。有义务必然有同义务对应的义务人，义务人又同时对应权利人，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法律关系，在私法领域中表现为私权利——私义务——责任，在公法领域表现为公权力——公法义务——责任，可见义务的存在是产生责任的前提，而这里公司的社会责任的义务何在？ “社会责任”按照一般法理推论，必须有与之对应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有权利义务的内容必有权利义务的主体，然而我们只见学者们鼓吹的社会责任的义务主体是公司，却很少有人明确提出权利的主体是谁，然而只有明确了义务主体所履行义务的受益人——权利人，义务的履行才能顺利并且有监督和保障。 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并非是我国的土特产，即便是有学者主张“新《公司法》第５条旗帜鲜明地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社会和政府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社会主义公司法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立法者对世界公司法的一大贡献” 但这并不能否认公司的社会责任设一种舶来品的事实，“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美国发生了一场关于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持续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董事和经理到底为谁服务”。 公司社会责任的倡导者Merrck Dodd提出“管理者应该为其他利益集团承担义务，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正好为社会责任提供了契机”。 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责任的源头处，主张者们是一种立足于公司内部管理者应该为谁负责的公司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其本质思想在于对于公司内部事务的合理的安排。 借助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新《公司法》中的关于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规定已近背离了传统的法理学中的责任概念，是一种缺乏对应的权利主体的责任，它同时也背离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源头处的制度设计的目标，将责任主体由公司内部的董事会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偷换概念为公司本身，这究竟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还是一种理论上的背叛，颇值得考虑。 二、公司社会责任伦理基础之反思 公司社会责任修正了公司只是为了股东利益的传统公司法观点，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了公司法的目标应被塑造成营利性与承担社会责任并重。［1］公司能实现既为股东赚了钱，又承担社会责任的双重目标，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看到的。可是美好的理想缺少了理性的分析和理论的支持，往往达不到期望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波斯纳认为，承担额外社会责任的公司将被逐出市场，因为买方垄断不太可能是一种长期的策略，唯一的例外只是，如果这些资源的所有者（他可能是企业的股东）是一些从企业的社会责任中获得效用的利他主义者。［2］由此可见公司社会责任的提法是建立在人性善的理论预设的前提下。 人性本是一个纯伦理学的范畴，但对人性的预设却构成了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也构成了包括民法在内的所有立法的伦理基础。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关于人性的善恶是其永恒的主题。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形成像古希腊、罗马那样崇尚法治的传统，除了经济、政治原因之外，与性善论这一伦理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则多强调性恶论，人性恶构成法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