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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何以可能 姚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 周云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人格/一般人格权/人格权请求权 　　内容提要: 人格权保护为法律的基本任务。在民法典中如何规定人格权,是一个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人格与人格权的关系、一般人格权以及人格权请求权三个视角就中国未来的人格权立法展开探讨。 　　人格权保护为法律的基本任务,需整体法秩序的各法律部门协力并举。围绕着在民法典中怎样规定人格权,学界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本文受篇幅所限,仅从人格与人格权、一般人格权、以及人格权请求权三个视角来观察中国未来的人格权立法。 　　一、人格与人格权:仍然必要的辨析 　　“人格”一词,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带着特有的面具行走,面具之内个中光景如何,学者们则各有各的说法:一曰权利主体、一曰权利能力、一曰人格利益。近些年来的研究和争鸣,使得这一原本扑朔迷离的概念逐渐清晰;对人格的认识也由最初“权利主体、主体资格、人格利益”的三位一体,精确到仅与主体资格相对应,而其中的人格利益部分也渐次披上了权利的外衣,纷纷蜕变成了人格权/一般人格权。但人格的一辞多义依然存在,人格与人格权二者的关系,似乎仍然是一个课题。 　　1. 作为法律技术的“人格” 　　肇始于罗马法的人格理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人与人格相分离,进而构成近代大陆法系民法体系的逻辑原点。民法理论中所有的概念、原则和制度的构建,都是以人格作为起点的。“人格”是法律给予那些具备一定条件的“适格者”承受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依据。而“适格者”所需具备的条件,则因不同的时代背景而有不同:在罗马法上,身份是构成人格的要素,立法者以人格为工具,“标记出法律舞台上的存在、标记出各种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并依据身份将此种角色和功能分配给现实中的人,同时,通过此种角色与功能将现实中的人与活着的物相区分。” [1]及至封建社会,人的私法地位依其性别、所属的身份、职业团体、宗教的共同体等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一定财产权利(如土地)的取得须依赖特定的身份,平等的“法律人格”仍然无法形成。直到17、18世纪,随着欧洲启蒙运动与罗马法的复兴,自然法的影响力迅猛异常地发展。人格与人的伦理性之间的关联遂逐渐在立法上展现出来。法国民法典开始将自然法上表达的关于人的伦理性看成是实定法的直接渊源。这种立法思想,正如法国民法典最终草案的序编曾经表述的那样,“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永恒的法,它是一切实在法的渊源:它不过是统治着全人类的自然理性。” [2]在德国,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学说对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00年颁布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在实定法上构造出权利能力概念,但其背后的依据则仍是人的伦理价值。 　　由是以观,人格实质上包含着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作为民法上主体资格取得的判断标准,是“民法准入”的关卡。这是一个形式的、功能性概念,表明民法在主体资格审查上所做出的价值判断,从而使得“民法上的人”与自然人相分离。这一角色被德国人用更为到位和传神的“权利能力”概念所替代;其二是作为判断标准的实质性内容。人格在这一层面的含义,反映出法律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背后对重大利益的取舍与价值的衡量,其内容当然是不断变化的。按照有学者所指出的,其经历了一个从“身份人格到伦理人格”的变迁。 [3]由此可见,在伦理意义的人与民事主体(民法上的人)关系的问题上,并非人的伦理意义决定了人得成为民法上的人,而是因为人的伦理意义符合人格判断标准的要求,“人类有权利能力,简单易懂;但如回溯设计之整个过程,人类有权利能力并非因为其为人类,而系因人类符合权利义务驻足集散之要件。” [4]诚然,民法发展到今天,可以为我们肯定的一点是,民法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人的价值的实现,以人为本乃不可逆转之历史大潮,但这并不表明法律在主体资格问题上只能以伦理意义的自然人作为唯一选择,事实上,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法律完全可以选择自然人以外的社会组织体——法人作为另一类主体,而这就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人格的法律技术本质。 　　2. 人格权中的“人格”:伦理的法律表达人格权的定义建立于对“人格”定义的基础上。人格权,乃存在于权利人自己人格之权利。此处所言人格,其实是自然人主体性要素的总称 [5],是指在法律上自然人处于独立状态下应具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内容,是被认识的人之为人的那些属性或性质。 [6]显然,人格权中的人格,指向的是具有伦理意义上的人的本体。 　　因此,在使用人格与人格权这两个概念时,其在民法上所指称的,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人格指的是一项民法上的法律技术,而人格权中的人格指向的则是伦理意义上的人;人格指的是“民法上的人”,人格权中的人格指向的则是现实中的人;人格是从整体上予以抽象,而人格权中的人格则表现为一系列的人格要素。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