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20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兴起与侵华战争.docVIP

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兴起与侵华战争 韦 磊 国外中国学是指国外专家学者采用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的研究。其中既包括目前学界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汉学”，也包括国外专家学者对于近现代、以及当代中国的研究。本文所指的现代中国学是指近代以来国外专家学者采用社会科学方法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国外早期对于中国的认识，多数是一种直观感性的记录，并不是采用严格意义的科学方法的研究。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扩大和深化，以及社会科学方法的产生，国外对于中国开始了较为严肃的研究。其中，就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看，也逐步从古代中国转向当代中国。就研究方法而言，也从传统的人文学科方法转向社会科学的方法；“二战”后，更是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采取跨学科“区域研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研究。“二战”前，日本较早地实现了从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并直接服务于侵华战争。 　　一、现代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准备 　　一般认为，公元5世纪初古典儒学开始传入日本列岛。此后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有关中国的研究一直是传统汉学占据统治地位。至明治维新，日本各界对于国际社会的认知不断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明治维新至19世纪末，是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准备时期。 　　（一）大陆政策的形成与确立——催生现代中国学的直接动力 　　明治初年，日本就有人提出要侵略朝鲜，进而侵占中国。据戴季陶所言，大木乔任有一篇论日本国是的文章。大木在该文中说：“世界各国惟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的大陆发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陆发展，应该要和俄国同盟。中国的领士就可以由日俄两国平分。”这个意见木户孝元[允]极力赞成，以为是日本建国惟一良策。西乡隆盛也是明治初年“征韩论”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西乡主张及早实施武力征韩。西乡之后，关于“征韩”问题虽然在日本引起了争论，但是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征韩，而在于如何以及何时征韩。至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订《清国征讨策案》，日本陆军将“征服中国” 列上议事日程。该策案的核心就是以武力征服、政治肢解中国大陆的亡华计划。《清国征讨策案》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将中国列为“经略大陆”战略的主要目标。1889年12月24日，山县有朋就任第三届首相，成立内阁。山县首相1890年12月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发表“利益线论”施政方针的演说，标志着近代大陆政策作为日本的国策正式形成。紧接着，日本军国主义就开始逐步实施对亚洲近邻朝鲜、中国东北和中国关内地区的侵略扩张了。期间，日本各界明确意识到，大陆政策的实现有赖于日本对于中国现状的了解。因此，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和确立，实现这一政策所确立的目标，就成为掌握中国实际状况，进而研究现代中国的直接动力。这点也成为20世纪初期，日本现代中国学诞生的直接驱动力。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在论及该会培养“支那通”的原因时，就曾明确说明：虽然，西方列强在中国抢占势力范围，但“中国内部事业，必仍归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之手，理极显见。加之，年来日本人口，增加极多，每年至少有五十万人繁殖，预料十数年或数十年之后，人口增加之多，绝非小小的内地，可作谋生之地的了”，“日本无形的领土，到处扩展，以待日人驾临，邦人前途，希望极多，岂可不奋然而起呢？这就是东亚同文会所以要……在邦人之中，造就‘支那通’而作为第一着手的事业的原因啊”。也就是说，实现大陆政策，满足日本对外扩张，特别是侵略中国的需要，是培养“支那通”并进行现代中国研究的首要原因。 　　（二）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催生现代中国学的学术动力 　　现代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采取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进行中国研究。日本采取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进行中国研究的准备工作，是在明治维新至19世纪末进行的。 　　1868年3月14日明治政府公布了《五条誓文》，其中，第五条就是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显然，输入西方思想文化知识被明治政府视为重要任务。这点在日本思想界也得到了高度认同，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就提出：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并进一步指出：日本“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是，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 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因此，在明治政府的推动下，日本输入了大量的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897年，日本人翻译的有关近代政治学说的西书约有170种，涵盖了17、18世纪至19世纪80年代欧洲主要思想家的著作，涉及宪法、议会制、内阁制、主权论、政党论、地方政治、政治史、政治与法的思想等方面。从1867年至1897年，日本人翻译刊行的有关近代经济学说的西书达274种，涵盖美、英、法、比、荷、德、奥、意等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涉及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两大流派。所翻译的经济学书籍中，英国以103本居于首位，其次主要有美国48本，德国40本和法国37本。在明治维新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