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和谁的“社会共谋”.docVIP

谁和谁的“社会共谋” 　　天凉了，每天傍晚，我都到楼下的一个酒铺给母亲打一斤黄酒。温好后，再给母亲喝。这是客家黄酒，听说可以活血，不过，一斤15块钱。 　　习惯了在老家喝一斤2块钱米酒的母亲，认为：这酒很贵。早年拾过牛粪，一向视“粪土如金钱”的我，也认为：这酒确实贵。但我一点不心疼。如果母亲回老家，我还要再三叮嘱她：“千万不要再干重活了！”此外，我还嘱咐家人“做好对母亲的监督工作”。 　　这不是因为我有多孝顺，而是我害怕了。 　　12月10日这天晚上，一个同学在他的QQ空间里，晒出他父亲在一家医院住院治疗的清单：22天，18万元！ 　　这远没有结束，他父亲目前还在ICU病房里。我本想说一两句安慰的话，但有用吗？这个时候，钱才是最管用的，但我有钱吗？ 　　想到这些，我悄悄退出。 　　对一个房奴而言，有一两期不发稿子，我就心慌胸闷得厉害。自救尚难，如何他救？所以只好在拼命工作的同时，祈祷父母身体健康。父母健康，就是为子女挣了大钱。我一直无法想象，如果灾难来临，我拿什么去应对？谁有钱借给我？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肯借钱给我？ 　　这些年，这种不安全感一直伴随着我。如今，随着父母年龄增大，我常感到：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在我稍微平静的时候，便狠狠掐我的脖子，让我透不过气来！ 　　只在匆忙的时候，我才能在身心的忙碌中，淡忘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的焦虑感。 　　所以，当我从医的朋友、做公务员的同学，每天都在微信圈里抱怨当下社会的戾气如何重，患者如何不理解医生，刁民如何为难政府时，我在更多的时候，选择沉默。有时，考虑到今后的采访需要，我甚至违心地应和或认可他们的看法，充当他们的出气筒。 　　但年底了，我不想那么委屈，我想和他们聊聊，想和这个社会谈谈。 心 态 　　客观说，医生收入还不错，就是比较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认为，自己累死累活，适当多拿点也是应该的。我不想在收入上和他们争执。问题在于：看病确实太贵了，大病真看不起。即便挤入了“中产”行列的白领，也都在感叹：病不起！ 　　那么，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不焦虑？ 　　我们很清楚，白领西装革履、人模狗样上班的背后，一旦家中有人生重病，房贷面临断供，他们的整个人生，就会灰头土脸。 　　对医生个体而言，他们认为：收费高，那是医院的事，挣钱也是医院在挣。医院则认为自己抬高药价、过度检查的理由是：医疗成本很高，仪器很贵，而政府又没有足够的拨款…… 　　总之，无论是医生个体，还是医院本身，面对社会指责，他们都认为：所有的坏，和自己无关，自己只是在兢兢业业地做事，但社会却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自己头上。针对患者打砸医院，追打医生，他们也学会了拉横幅、表诉求，要求严惩凶手！ 　　 　　平心而论，我们反对一切的暴力行为。但很多时候，我更多是理解患者的无奈。这种无奈，并不是说这个医生本身有多坏，有多故意地要求患者去做乱七八糟的无关检查――尽管在当下，一旦停电，很多医院的医生就不知道如何看病了。而是说，这根本就是一种共谋！ 　　对患者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我这么一点病，就花走我大半生的积蓄！至于我的钱给了医院后，你们如何分配，谁拿大头谁拿小头，那不是患者所关心的。患者没有博弈能力去讲道理，他们只能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医院和为他看病的医生身上。他们认为，医生为医院服务，其实也是既得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他们合作共谋，完成了对患者个体的一次次盘剥―全然不考虑患者的家庭处境，不顾他们是如何砸锅卖铁，如何吃尽苦头，坐尽冷板凳，才讨来了这么一点点的医疗费。 　　是的，让医院去顾及这些感受也不对，但谁来顾及患者的感受呢？他们的委屈、无奈、苦楚，又能向谁诉说呢？市场化先是将这批人甩到了社会边缘，后来终于有了医保，农村也有合作医疗。 　　但凡在农村待过的都知道，优质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一样，早已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被抽到大城市里服务那些非富即贵的阶层和阶层衍生品。所以小病还可在乡镇或县城医院看，稍微重一点的病，只能到市里或省里，甚至是跨省治疗。这样，重病报销的比率，少得可怜。患者的家属，在大病光顾时，就像海边孤立无助的小树，遇到了12级飓风。台风过后，树不是被连根拔起，也是被吹得枝叶散尽，树根折断。 　　我有个师兄，曾是一家报社教育版的主编，但现在却辞职去给一家民营医院做策划。收入比在报社时好，他向我坦承：“很多门诊，其实都是搞钱的，骗那些民工，小病说成大病，尽量开贵的药，不断重复检查。”这个潜规则，稍有点见识的，其实都知道了―只有民工不知道。 　　我的好奇在于：师兄，你作为一个曾经的记者，本来是充满正义感的，怎么就去干这种坑蒙拐骗的事？他的回答很坦然：“我只是做策划的，又不是我去骗，骗也是那些医生在骗。”我本来想说，“你的收入从哪里来？”但还是憋住了，这涉及一个共谋的问题。就是说，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