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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方志理论 作者：张立新 中国方志学历史由来已久，历朝历代所编纂的方志，到今天所能见到的多达八千多部，可谓洋洋大观。但方志学理论的真正建立还是到清朝中叶。历史上方志学家们通过编纂方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章学诚正是在前人编纂方志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并通过自己的编纂方志的实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为我国方志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人编纂方志学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和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生活于充满着浓郁史学氛围的家庭，祖父章如璋“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晚岁闭关却扫，终日不见一人。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盖有味乎其言。”〔1〕父章镳，“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佚，尝得郑氏《江表记》及五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钞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2〕章学诚生长于这样的家庭，虽“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尤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识其理”，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3〕可见与家庭熏染不无关系。章学诚从少年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钻研史学，十五六岁时删节改编《左传》、《国语》，这种从少年时期对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章学诚在史学研究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穷毕生精力于治史、修志、讲学以终。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和《史籍考》等史学著作。从二十七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陆续纂修或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方志。在纂修志书的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方志理论，成为我国历史上方志理论的奠基人〔4〕。 一、志为信史 1．志乃史体 在我国，方志虽然起源很早，但对方志的性质的认识，却一直存在着偏差，即一般认为，方志为地理书。唐刘知几《史通》中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异，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宏之《荆州志》，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5〕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把方志归入地理类，到淸前期，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依然认为方志为地理书：“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设古蹟，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6〕章学诚对于这样的认识是不赞同的，他认为，方志乃“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7〕“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后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训，难垂典则故也”〔8〕。 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因而他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方志为史书的依据，他说：“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檮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9〕当时乾嘉学者多主张方志为地理之书，戴震曾与章学诚论辩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10〕在戴震看来，方志只是记述地理的专书，撰写志书，只需把一地的地理沿革考证清楚就可以了。章学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书”〔11〕，而历史上多数方志撰写者不懂这一道理，“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所疵议？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积，仍是地理专门见解。”〔12〕按照章学诚的见解，他认为“志乃史体”〔13〕，方志是众多史书之一种：“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1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章学诚认为地方志是地方史，按今天的方志学理论来看，这种理论显然不正确。但他把方志从纯粹的地理考证学中分出，归为史学范畴，无疑扩大了方志学的学科范围，也提高了方志学的作用。 当然，把方志作为史书看待，并不是章学诚的首创。早在宋代，郑兴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