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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术语的发迹史 　　（BWCHINESE中文网） 　　官方的各级报告通常会催生一批新词，比如“新四化”。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被普遍称为“新四化”。 　　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都由西方舶来，唯有城镇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是真正的中国制造――从应用已久的城市化（Urbanization）改造而来。 　　许多人并没有在意这一变化，认为不过是翻译的误差。但官方的报告向来字斟句酌，而现代汉语的外来词，无论是意译还是借音，一旦被接受很少改变。 　　实际上，城市化与城镇化的背后，是观念的变迁，也是政策制定与实施标准的重要转变。 　　何来一字之差 　　城镇化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82年12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此之前，城市化一直是汉译的主流。 　　会上，多数代表认为“城市化”、“城镇化”都译自外语，可以通用，但最终使用了“城镇化”――因其更确切，更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是国情？ 　　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方针。1980年，国务院文件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 　　总之，就是当时的中央更偏好小城镇发展。这是“城镇化”一词出现的关键背景。虽然学术上向来对优先发展大城市或者小城镇有争议，但政治的基调更为关键。 　　随后，1984年1月的《城市规划条例》确认了方向：优先发展小城镇。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确认的城市发展方针。 　　但现实的结果往往与规划相悖，而词汇的使用也和实际需求有关，这让城镇化、城市化提法不断反复。1985年，中共中央对“七五”的建议中，仍然使用了“城市化”一词。 　　1990年初，对大城市的抑制达到顶峰，同年生效的《城市规划法》明文写道：“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受到限制。 　　1998年，城镇化进入了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城镇化”第一次进入最高级别的文件，对于字斟句酌的制定者来说，此举无疑是重要的肯定。 　　但是，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极快，农业人口不断流出，民工潮等现象让政策制定者开始反思。 　　2001年3月，“十五”纲要转变了说法：“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 　　此时的重点，由抑制中心城市变为强调“城市群”，此后，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被重视，区域中心城市等提法逐渐走红。 　　如果仍然按照政策的影响，此时的城镇化应淡出现实语境，但为何城镇化的热度不降反升？曾进入到高层词汇确实让“城镇化”保留了有力惯性，但更加注重城市发展首先影响的肯定不是词汇，而是政策评定的标准。 　　实际操作的诸多困难，让“城镇化”有了新的作用。 　　“统计学之谜” 　　衡量城市化发展，需要一个准确的标尺，但这一点恰恰是城市化概念所不能提供的。 　　城市形态具有无标度性（scaling invariance），就是说，无法提供客观的特征尺度。操作上，无论是卫星传感、人口测量，都很难精准的区分城、乡分界，更关键的是概念上，城、乡特性的划定，极大地决定着测量结果。 　　因此，“城市”通常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标准，各国有很大差别。以欧美为例，他们将城市区分为三个核心概念：城区（City Proper）、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其定义建立在严格的人口学统计之上。 　　中国的城镇化评价也主要以人口统计。但相比之下，城市边界标准的模糊，让精确度打了折扣。 　　不过，即使中国至今没有统一、规范的城市边界的定义，也没有城市规模的门槛，城镇化率评定一直没有中断。2000年后，城镇化率被纳入到地方政绩考核，诸多官员将目光对准了城镇化数据。 　　如果只有市、县人口被纳为“城市化”评定，那么增加城市化率的难度会非常大，但是，“城镇化”统计如果包含了乡、镇，那么工作开展的顺利程度便快速提高。这也是2000年后“合乡并镇”运动广泛开展的原因。 　　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如果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村改居”，大量的居民即可立即实现城镇化。同时，居住期限超过6个月的群体都属于城镇人口。这让可以做工作的地方十分丰富。 　　十八大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各地加快城镇化速度。到2017年，广西力争由2012年的43.53%提高到53%，湖北省要由53.5%提高到58%，城镇化率较低的河南省雄心壮志，许诺每年增加1.8百分点，由42.4%增加到52%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