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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译与王韬之谜 　　随着租界当局行政权的日益巩固，有关宗教与信仰的话题，也在英美侨民的小圈子里不断被提及。强势的空间占有不能没有强势的文化如影相随。《圣经》是西方传教士最重要的工具，虔诚的门徒们笃信，无论是谁，只要他捧起这部福音之书读一读，就可以影响和转化他的一生。然而这种影响和转化，相对于缺文少识的中国人，离开了翻译断不可行。所以，向中国人译介《圣经》，不仅是工具性的选择，而且是救赎性的道义选择，近乎神圣，刻不容缓。 　　1843年8月，伦敦布道会在香港集会，决定由该会资深传教士麦都思，主持《圣经》中译，并选址上海。 　　早在明代末年，当西方传教士最初携西学东进的时候，泱泱中华的士大夫们还秉持着充足的文化自信，对远道而来的夷客抱以宽容乃至轻觑，不以为然地忽略了，就如同一个成年人对待儿童那样。然而，随着西方世界发动的大规模殖民入侵，中国人的自信，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上的自信，从根基上受到重创。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坚船利炮，先是最高统帅皇帝蔫了，再是满朝文武怂了，继而是士大夫阶层的脊椎骨咯吱吱弯了。传统文化的锦幡摇摇欲坠，传统文化的气脉奄奄一息，传统文化的式微不期而至。面对正值青壮年的西方文化，老弱的中国传统文化已是强弩之末。 　　最让人不堪的，是连中国人历来爱用的“夷”字，一个充满对异国之士、异国之事、异国之人极尽鄙薄之能事的贬义词，也遭到了西方文化的敌视和封杀。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 　　“嗣后各式文书，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P102）。 　　一种中国式的日常用语，竟然会在两国间正式的外交公文中受到关注，从一个侧面，让人领略到了文化的巨大能量。 　　朝廷乖乖顺从。弱势的不仅仅只有文化。 　　条约同文规定，中国向英国赔银四百万两；英国（在中国）拥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基督教传教士得（在中国）自由传教…… 　　这是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败北后的中国土地上的条约。文化的悲摧伴随着光灿灿流失的银子一同悲摧。 　　将西文版的《圣经》，翻译成中文版的《圣经》，原本是一件阳光下的事业，是文明的输出与对接，高尚而纯洁。就像唐三藏为了求取佛教真经，哪怕历尽千难万险、踏遍万水千山，也要勇往直前一样，足以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供后世见证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博采是多么的勤奋与谦逊。然而《圣经》的输入，却非常不巧地伴随着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武力征服，夹杂在夷狄对华生的鞭打之中，协议在不平等条约的阴影之下。这样的文明输出，不能不让人充满怀疑，对其输出的动机和目的，深刻质疑。 　　相比较其他新开埠的口岸，上海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程度要宽松得多。《圣经》的几个早期中译本中，最重要的集大成者，就是由著名传教士麦都思受伦敦总会及各《圣经》公会的委托，在上海组织翻译并出版的。据有关资料，1852年版的《新约全书》中译本和1854年出版的《旧约全书》中译本，都是由他组织了数十人的翻译团队和华人助手，汇聚于上海完成的。这套“《圣经》委办本”出版后，受到高度赞誉，多次再版重印，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中国信众百读不厌的流行本。 　　其中，有关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圣经》中含有“至高无上的天主”之意的“Cod”一词的翻译，最终被概念为“上帝”而非“神”，就是这个版本一锤定音的结果。 　　麦都思有一个重要的中国助手，那就是上海近代名士王韬。相比较麦都思主持的委办本，之前的几个中译本几乎全都存在着不够“雅驯”乃至“讹误”的瑕疵。其中明显“之不足”，就是被聘请来帮助汉译的华人助手，“在中国文人圈子里名不见经传”。言下之意水准平庸。 　　但很遗憾，王韬在进入麦都思翻译班子时，也还“名不见经传”。至少，和他后米的名气相比，那时的王韬“小荷才露尖尖角”，远不够“著名”，根本不足以赚得传教士们的青眼。如果不是因为父亲，不是因为生计所迫，而且他的名气也还没有大到赋予他择业的自主权，这位士大夫式的传统文人，怎么可能干出这等让他终生纠结的糗事？而且，工韬并不懂英文，他所谓的翻译，只是对传教士们译出的中文进行润饰梳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译本的质量问题。 　　上韬（1828―1897）生于江苏长洲（今苏州），曾在家乡考中过秀才，再往后屡试不中。可以说，此人学历很低，起点卑微，不足外道。这也是让热衷科举的工韬终生都不买账的一件事。 　　大约1847年，王韬的父亲、原本在家乡授业解惑的塾师王昌桂，应邀来到上海，人职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这家书馆坐落在上海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麦家圈内（今延安东路以北山东路仁济医院一带）。所谓“麦家圈”，意即麦氏所代表的两方宗教组织的实体范围。听上去气势就不小，事实上也是体量庞大。这里是老麦在上海创立的传教枢纽和大本营。初到上海时，他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