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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讯逼供的法律剖析 【内容摘要】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中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进行折磨和摧残，以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中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进行折磨和摧残，以逼取口供的行为。　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讯囚必实行棒击捶打，以逼取口供作为定案的依据。中国古代法律一大特点便是统治者以立法的方式认可刑讯并明确规定刑讯的方式和器械。⑥ 第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不完善，部分法律制度欠缺。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也没有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任何人不能确定有罪”，但这只能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况且，我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是“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我国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以法律为准绳，罪当其罚”，因此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仍不能被大多数司法工作人员所接受。另外，虽然最高院在对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滴61条规定，“严格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这仅仅说明我国对非法证据的言辞拒不采纳，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肯定通过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得的证据的证明效力的，即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 还有，我国刑事诉讼法四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法定的七种证据之一。查证属实的供述和辩解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两个法律条文从立法角度清楚地确立了两点：一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和定案根据。二是侦查人员有权向犯罪嫌疑人提问，犯罪嫌疑有义务如实回答，正是基于上述法条的规定，客观上势必会导致：一方面因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作用，并且侦查人员还可以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线索进而收集更多的新证据，因此就会激发出侦查人员获取供述的强烈欲望和浓厚兴趣，再加上案件的性质以及破案期限的限制和相关破案侦查人员的急功近利因素就更加促使侦查人员“尽力”去获取供述；另一方面，因为法律上为侦查人员的提问确认了法定的权力，同时也确立了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因而使得侦查人员认为进行讯问有法可依，于法有据，心理上形成了不允许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的“独占”心态。一旦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将会招致侦查人员的训斥直至刑讯逼供。由此可见，侦查人员这种不良讯问心态的产生和刑讯逼供的屡屡发生是与我国刑事立法上的某些规定有着密切关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司法侦查人员而言好似一根“导火线”牵引着整个侦查活动的进行。 第三：在司法侦查人员队伍中有部分办案人员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水平、办案能力较低，缺少应有的职业道德是刑讯逼供存在的间接原因。 我国绝大多数司法人员在办案中能够廉洁奉公，忠于职守，高度负责，无私奉献，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司法人员中业务素质不高，能力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在执法系统中有一部分人都是非法学专业毕业的，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培养，非法学专业人士却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情况并不少见。对于法律的新规定和新要求知之甚少，习惯于传统的追诉方式，盲目追求办案指标，遇到案情复杂或犯罪嫌疑人不供的时候，就采取刑讯逼供的方法。 三、抑制刑讯逼供的法律对策 首先，应该确定无罪推定原则、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位阶。一方面，确保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应将其与其他一般人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与之相适应的是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已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纳。我国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应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在刑诉法中，并明确不同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包括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无条件排除和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法律效力的评断。此二者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 第二 ，应将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严格依法取证是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当其被控有罪时，其有义务举证，这也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在刑讯时全程录像和录音的实施。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即由将被指控者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未对控告者实施刑讯逼供的行为，如果他们不能提供足以让检察机关或法院信服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即推定其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这样才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加大对刑讯逼供行为人的惩治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同时要完善立法。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