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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行政法的问题二 　　1、 警察国家时期的行政法 　　这一时期大致为17世纪至19世纪，各国普遍确立了立宪体制，对应于宪法学上的立宪主义的前阶段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打破了封建君主专制下君权神授的神话，君主通过立宪虽然保留了君主在国家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事实上却受到来自自然法思想、人权、人民主权思潮的影响，而逐渐受到约束。但是，君权的势力仍然很大，“相对于臣民而言，诸侯的权利是没有法律限制的，……，如果说有限制的话，那么一方面就是对主和良心的责任，一方面就是对目的性和可行性的理智权衡，当然还有其他并不可靠的东西。处在这种行政权未受宪法完全之拘束下的行政法制度被打上了过渡时期的烙印。从用”警察“一词来作为这一时期的标志就可以看出，封建制下秩序行政的残余仍未消除，君主仍然希望通过以警察法为代表的行政命令来使臣民服从于王国。但是，迫于大革命中的协定，君主对臣民的权利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承认，如果臣民的权利受到了行政权的侵害，必须给与一定的救济，但是，显然强大的君主权力又不可能使臣民在诉讼中得到太多，由此，一种极具特色的国库理论应运而生：国家在法律意义上拥有两个不同的法律身份，一个是国库，把国家当作是一个营业实体或私法人，另一个是实际的国家，即作为公法人的国家。由于臣民在行政法上得不到保障，而国家又不可能接受民法的管辖，因此，”只有将这种并存于国家之中的、次重要的法人剥离出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