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超越的多元组合——继续“儒家与宗教”问题的思考论文,哲学.docVIP

内外超越的多元组合——继续“儒家与宗教”问题的思考论文,哲学... 内外超越的多元组合——继续“儒家与宗教”问题的思考 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家栋先生主持召开之“儒家与宗教——当代中国思想论坛第一次会议”，汇集诸多中国哲学及宗教研究专家，首次对儒家与宗教诸问题做出集中火力的探讨与交锋。笔者有幸，自始至终都在现场，旁听了所有的发言。会上，思想的火花一经彼此碰撞，便不时地激射而出，亦多有前人所未曾发、前人所未敢言。只可惜时间短促，意犹未尽。下面是受会议所激发，本人相关的一点思考，发出来算是再凑凑热闹，再助助兴。同时也觉得这样的讨论应该继续下去。 关于“儒家与宗教”的问题，记得早在1982年8月召开的“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的现代化”研讨会上，台港一些学者对“儒家宗教性的辨证”问题就有过讨论。当时，余英时认为儒家有宗教性是不大成问题的，但儒家的宗教性是否应该是一个主要的东西（如杜维明、史华兹所强调的那样），却是一个问题。他说：“……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对各个阶层都会碰到，不仅碰到宗教的层次，尤其重要的是从个人一直到治国平天下，它是一套社会秩序、文化秩序，如果从里面把文化秩序、政治秩序这些内容抽掉，儒家所剩下的东西就很少了。”他对那种把儒家缩到一个宗教的层次、角落里的做法表示质疑。 余英时的意见引起我的思考。我也一度觉得儒家的宗教性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海外新儒家学者如杜维明等，主张突出、阐扬儒家的宗教性质，主要是为了与世界不同宗教进行对话和交流。他们处于一个“西方中心论”的知识——文化——信仰的语境里面，为了在强势文明的语境中生存，就必须强调传统文化——信仰的认同。而且，“在宗教的层面展开创造性的诠释，则便于西方及学术界、宗教界的理解，裨益于深层次的沟通”，甚至有助于儒学研究进入西方主流学术圈。（参考拙作《关于挺立儒学宗教性之我见》）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对话策略，是一种应激的战术，而不能影响到我们对儒家本身的辨证认识。 实事求是地说，儒家传统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影响，还是在入世而非出世的一面。就算儒家的宗教性体现在“内在超越”上，不必到另外的世界寻求超越，只在现世就可脱凡入圣。尽管同样用的是“超越”，这一“内在超越”毕竟不同于“外在超越”。 “宗教的实质是它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相信西方净土、死后进入天堂，是宗教的超越性，是一种外在的超越。”（任继愈《天人之际》20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凡为宗教，必得解决生死问题，必得涉及彼岸问题。没有明确的、言之凿凿的外在的超越的保证，就很难说是宗教。在宗教看来，只要信仰，没有问题不能解决，这个解决必然包涵外在，而不止于内在。儒家没有这个承诺，在有关生死、彼岸的问题上——生吾顺事，殁吾宁也——儒家只是悬置，或含糊其辞，或语焉不详。儒家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现世的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和个人的心性修养上。所以过度强调儒家的宗教性，难免舍主求次的片面与偏失。 与此同时，对其他的、外来的宗教的宽容，实是儒家传统的一个主流趋势（排拒现象虽偶有发生却并非常态）。钱穆先生曾评议三国、两晋、南北朝六百年也即佛教东来之时，“远自西周以下，春秋战国秦汉相承，一千几百年来之文化传统……除却新加进一种佛教教义外，实仍一线相承，既非中断，亦非特起。虽有小异，无害大同。即佛门中人，亦各有以往文化传统之血脉灌注，精神流渍。并非专信外来宗教，与中国自己传统敌对排拒，不相融贯。此亦大可注意之一端。”（钱穆《国史新论》2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私以为，恰由于中国本土的儒家（以及作为教化之教的儒教）与道家等等对“外在超越”的语焉不详，由于本土信仰的“外在超越”的缺席，才间接造成了这一“宽容”的品格，才使得佛教东来后，既被属于大传统的儒道知识分子青睐，又顺利地被属于小传统的民间信众所接受。（——佛教的被知识分子认同，单说玄学上的吸引是不够的，因为道家有充足的玄学资源，应该可以满足知识分子的思辨需要）直到今天，中国佛教以“净土宗”为最盛，并且早有圆融其他各宗的明显趋势，除了方法上的称名念佛，简单易行之外，生死问题的明确解决、彼岸世界的明确承诺是最关键的吸引之处。而受儒道影响的十分中国化、世俗化（强调此世智慧）的禅宗，在这方面恰恰是弱项。近代众多寺院的禅净双修，原来是互补不足。 为说明问题，举一例子。中国南京大学前身，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1876-1942），本是儒者，离任后潜心研究佛教，特别推崇净土宗，认为它能圆融各宗，至稳至当。但他又十分关心国计民生、强调社会责任，故提倡出世间法宜用佛教，世间法宜用儒教，宣扬儒佛合一之论。后在家乡创立“佛光社”，随宜说法，移风易俗，十年间成为皖南一个佛教中心。 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三方合流后形成的泛儒家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