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研院院士选择留在大陆：失败的学人抢救计划.docVIP

大多数中研院院士选择留在大陆：失败的学人抢救计划 　　十几年前，读到陈徒手先生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陈徒手在文章开头写道：1949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十几年来，这个开头一直盘桓在我的脑海，每当想起来，也如陈徒手说的那样，总是有无尽的感慨。在20世纪天翻地覆之际，沈从文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1949年不只是沈从文一个人的重要关口，而是一代人的重要关口。 　　1949年的前一年，内战正酣。但蒋介石已经感觉到，金陵王气已消沉。他接受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秘密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 　　仅10位中研院院士去台湾 　　除了运往台湾的巨额黄金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在蒋介石的眼中，更为重要的是人才。早在1948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就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知识界在考察知识分子去留的问题上，常常归结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胡适在离开北大飞赴南京时留给北大师生一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选择留下的各种理由 　　但是，仅仅用意识形态来归结于学人抢救计划却也并不尽然，曾经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选择留在大陆，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他的女儿宗璞先生也曾对笔者说起：“父亲之所以选择留下，并不是因为哪个政权，而是因为他爱国，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爱国是个非常具体的概念，就是爱脚下的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爱他们的父母之邦。” 　　汤用彤也是被抢救名单上的一位。时隔多年之后，汤一介先生这样向笔者解释汤用彤留下的原因：“父亲没有走，而且大多数教授也没有走。都没走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也完全不了解，没有什么认识。现在分析起来，父亲留下来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国民党的腐败；二来，父亲的很多学生是地下党，比如说汪子嵩，当时已经是助教了，他们给父亲做工作，要父亲安心留下来，共产党来了之后不会对你们如何如何；其三就是因为胡适先生的信了，因为胡适在信中要父亲照顾北大。胡适走了之后，北大一时没有校长，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会，并推选父亲做校委会主席。这让他觉得他应该留下来照顾北京大学。” 　　在宏观因素之外，个人情况也是知识分子选择留下的重要原因，比如朱光潜。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老师这样向笔者讲述父亲当年留下的原因：“1949年，在别人看来，以父亲的身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是更有理由离开内地选择到台湾去。他留下来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明白，这种选择，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我患骨结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厉害。那时候对于那种病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是用链霉素来治疗，那时候链霉素都是进口的，很难买到，也很贵，一只链霉素相当于一袋白面的价钱。别人说：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我才能够存活下来，一般人家，得了这种病都医治不起（作为教授，父亲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医生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移动。就这样，父亲和母亲想了半天，觉得我的身体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颠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蒋介石派飞机接一些教授离开北京，其中包括父亲。但是父亲不愿意做寄居在别处的‘寓公’，另外，共产党也派了一些地下工作者动员父亲留下来，说他们会有很好的前途。就这样，父亲留了下来，留在北京。” 　　和汤用彤有同样考虑的还有南开大学的缔造者张伯苓，这位蒋介石的老朋友曾经短暂地出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