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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 　　三、宗族对村干部治村行为的影响 　　宗族对村干部的影响，除了表现在村干部的产生背景外，还往往表现为对村干部治村行为的影响。从我们调查的个案村情况看，对于全村性的公共事务尤其是政务，包括宗族在内的各类非正式组织一般不会插手干预。换言之，村“两委”（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全面负责村内公共事务，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宗族不会介入其中。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宗族对村干部的治村行为仍有着影响力，这集中地表现在对村干部工作方式与态度的影响上。 　　在各调查村几乎都出现这种情况：各位村干部的职权范围与大小本由相应的制度来规定，但实际上情况却是，宗族背景也成为影响村干部工作方式及其权限的重要因素。 　　如在有关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上，宗族背景强弱的因素影响到村干部的发言权与决策权：来自大族大房的村干部尽管不一定在主要干部的位置上，但有着更大的发言权；来自小族小房的村干部即使是在主要职位上，也总会自觉地规避或忍让。 　　在村务的管理与执行上情况也是如此，来自大族大房的干部工作时往往雷厉风行，胆子大，气更粗，态度硬，敢于也不怕得罪人；而来自小族或小房的干部在工作时则谨小慎微，不敢轻易得罪人，工作缩手缩脚。如在华村，到强族肖氏所在的田段村庄开展工作时，来自其他村庄的干部往往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大胆地甚至毫无顾忌地推行工作，更不敢对田段人发脾气；而田段村民也往往会看人说话，对外村村干部的一些言行，有时会予以顶撞，乃至恶语相向。在多数地方，村民们有这样的议论：如果不让大村庄的人来当村干部，就很难管好全村。在古竹村，出自大族唐姓的村干部的工作方法更为强硬，而非唐氏的人任村干部特别是主要村干部时，工作就很难开展，乡里下达的任务也难以完成。曾任村支书的小姓人士刘苏安的辞职就是一例，他的话更加形象地表明了这点。他说：“在古竹村，虾米和小鱼（指小宗族的人）不要想当大队主要干部，就是让你当，当了一年后你也会自动下台。我当村支书时，古竹唐氏的村干部不仅不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当我因工作与唐姓人发生争执时，唐姓村干部是绝对站在唐姓人一边。最后我只好辞职不干了。” 　　在藻苑村，还曾出现大族村民直接冲击村支书的事件。在该村，公共事务都由村级组织来管理，宗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并未产生明显影响，但有时宗族也会作为一种潜在力量而与村干部直接抗衡。1997年7月初，大族东冈村的变压器出现故障，整个村落漆黑一片。有几个从广东打工回来的年青人正在打牌，停电使他们非常气恼。于是他们找到村支书（出自小姓小村落），要求他派人去修，但未得到应允。在一气之下，他们将全村的三个变压器全部卸走。第二天村干部向乡政府反映此事，乡里派出管政法的副乡长、片长及其他几人到村里处理，将卸变压器的几个人统统罚款。当晚十一二点，那几个人便召集族人商量，号召每户派一人去找支书要回罚款，结果五六十人（包括一部分妇女）浩浩荡荡开进山下村落找支书要求退钱。村支书当时挺害怕，便在表面上敷衍他们，说第二天会解决，因此双方未发生冲突。第二天他又向乡政府反映，乡里便派出一批干警进村，分别找到主要闹事者进行批评警告，从此以后再没人去要求退钱了。这个案例表明，当村民对村干部的管理出现不满时，就有可能寻求宗族力量来自保，这种情况在大族中更易于发生。在该案例中，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及时干预与保护，很难相信村支书不会屈从于大族的要求，退回罚款。 　　上述宗族影响村干部行为的机制主要是宗族之间的力量对比。除了这种方式和机制外，还有另一种影响方式，即宗族精英的直接影响。 　　在各调查村我们发现，各重建宗族的头人，既有依辈分、年龄而产生的族长房长，还有由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等人组成的长老们。如岱村，戴氏宗族1992年重修族谱时，“谱局”的成员大多是曾在外地工作的退休者、现小组干部或曾为村干部者，如总负责人贞招即曾在1981-1988年任大队长、村主任，负责对外联络的乾海也于1962-1984年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古竹村唐氏宗族亦如此，1992年9月该宗族进行了续谱并成立了“修大祠主事会”，该会的成员有古竹自然村村长、村小组长和退休干部。村主要干部于1998年底以村小学改建为名，把唐氏的两座宗祠卖掉，引起族民的强烈不满，老干部们更是纷纷向乡里反映村干部的问题，强烈要求撤换村支书。为了缓解民愤，乡里对古竹村进行了党支部改选，由全村党员投票产生新一届支部，村支书果然落选。与此同时，唐氏宗族也已组成修谱主事会，着手筹备八修族谱事宜，并作出决定，要把卖宗祠的村干部的名字和行为写入族谱，“记录在案”。从此可见，老干部们虽然已从正式的精英体制内转出，但他们作为宗族精英对现任村干部的治理行为仍有着极大的制约力。 　　面对宗族的现实影响，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