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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础教育”的内涵与追求 ——叶澜教授访谈录 王建军 叶澜 叶澜，“新基础教育”研究课题负责人；教育部人文科社科百所重点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新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学原理博士生导师。 叶澜教授主持的“新基础教育”研究，自1994年开始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经过五年的探索性实验，1999年开始进入到推广性、发展性研究阶段，这个阶段至今也已经进行了三年半时间。在这三年半中，“新基础教育”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项目的辐射范围到参与研究的学校和师生数量以及“新基础教育”研究在境内外的影响，都在不断扩大。 尽管如此，“新基础教育”仍然是一项不容易理解的研究项目。“新基础教育”研究中秉持的许多立场、提出的许多观点、使用的许多术语乃至这个研究项目本身的运作方式，都有不同于传统的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地方。这些立场、观点与方法，乃是“新基础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长期交互作用的产物，脱离了具体的实践和理论背景，单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产生困惑乃至误解。正因如此，我们很感谢《教育发展研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就“新基础教育”的一些问题，直接与叶澜教授对话，从而对“新基础教育”研究有一个更为全面、更为真实、更为深入的理解。 王建军(以下简称王)：我注意到在最近的书面表述中，提及您所主持的“新基础教育”这项变革项目时，都使用了引号，这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叶澜(以下简称叶)：1994年我们最初提出“新基础教育”的研究课题时，国内教育界的同仁还较少使用这个词。但在近两年间，随着国内基础教育改革形势的迅速发展，矢志于创造和尝试新的、适应新时弋要求的基础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教育界同仁越来越多，冠以“新基础教育”五个字的其他的研究项目或著作也开始出现，如“新基础教育课程研究”等等，为了避免造成混淆和误解，我们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在书面提及这个实验项目时，在“新基础教育”五个字上加引号，以表示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指我们这个研究项目。 王：“新基础教育”研究在经历了1994年到1999年五年的探索性研究阶段之后，从l99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推广性、发展性研究阶段，这个阶段至今也已经有三年半的时间了，“新基础教育”研究的推广性、发展性阶段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能做一个大致的概括吗? 叶：在探索性阶段，“新基础教育”研究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学校里进行的，进入推广性、发展性阶段之后，参与实验的学校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包括大学的研究人员、包括参与实验的学校和教师，也包括某些区域性推广地区的行政领导与教研员。 如今“新基础教育”共同体已经走过了三年半的历程，在三年半里，我觉得我们这个共同体一直都在变化、成长，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我们共同钵特有的一种文化、一种传统。 第一，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新基础教育”共同体的队伍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很好的研究氛围和研究传统。 共同体先后发展了两批成员，队伍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共同体作为一个自愿加入的、以通过改革研究实现学校发展为宗旨的研究群体，形成了很好的研究氛围和研究传统，各个学校都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共同体的各项活动。 为什么共同体的活动会有这样的氛围呢?我们主要是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第一，坚持自愿参加。这个共同体绝对不是行政命令的产物，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第二，坚持“现场研讨”。无论是共同体的会议，还是平时的研究活动，“现场研讨”总是不可或缺的构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传统。第三，坚持群体的专题交流活动。最初两次共同体会议是用口头研讨的方式，从第三次共同体会议开始，采用了提交论文的文字交流，到第六次在上海崇明召开的“新基础教育”共同体会议时，还形成了“校长论坛”。每一次共同体会议除了会议的交流和论坛之外，还有专题性的报告：第四，坚持每一次召开“新基础教育”共同体会议，都由专家指导组提供一个 总结、反思和进一步开展研究的综合报告。 第二，就学校层面来说，已经走过了对“新基础教育”从陌生到熟悉的阶段。 首先，无论是首批还是第二批参加“新基础教育”推广性、发展性研究的学校，都走过了对“新基础教育”从陌生到熟悉的阶段。大部分实验教师对“新基础教育”的改革实践不再觉得无从下手，大部分学校的领导对“新基础教育”也都已经基本认同。 其次，从2002年在崇明召开的第五次“新基础教育”共同体会议之后，校长确立了作为本校“新基础教育”实验第一负责人的角色意识，“新基础教育”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学校层面的更加综合化、整体化的改革阶段。校长成为第一负责人后，我们要求校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创建新型学校的三年规划。在形成规划的过程中，校长都不同程度地对学校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主持了相关的讨论，征求了教师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