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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一个以著作为线索的讨论李善峰　本文所谓的中国村落，通常指农村的社区、聚落、地方，是相对于城市社区的特定生活空间。它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最稳定的时空坐落，作为紧密联系的小群体，它也是在内部互动中构成的一个个有活力的传承文化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村落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要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100年来，对于中国农村村落社区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的村落研究领域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本文试图对这些成果进行一番学术综述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扼要地提出中国村落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　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对中国村落的学术研究也从20世纪初开始。1899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with ）出版了对中国农村观察的专著《中国乡村生活》[1]，虽然对中国农村进行了精彩而独到的描述，但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社会学、人类学以田野工作方法进入中国村落最早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Daniel Kulp ）。1918-1919年，正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的葛学溥带领学生在广东凤凰村进行家庭社会学调查，于1925年出版了英文著作《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2]之所以进入村落，在他看来，要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不能依靠抽象的资料，而要深入研究被选择的群体、村落或地区，以“有机的方式”（organic way ）对其进行描述，以便发现事实之间的关系，揭示其功能、过程和发展趋势。他的研究方法受到斯宾塞（H.Spencer ）、摩尔根（H.Morgen）、迪尔凯姆（E.Durkheim）等社会学、人类学大师的明显影响。该书详细记录和分析了凤凰村的经济、婚姻与家庭、宗教、人口及社区组织的情况，他的描述和分析建立在科学的规范之上，比起新闻报道和传教士的记录有价值得多。葛学溥的工作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的一些国外汉学人类学家的研究大都建立在他的研究之上，他的个案研究方法和观点被后来从事汉族社会研究的诸多中西方学者所引用。[1]　大约在1926-1937年间，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据美国学者拉穆利（Harry J.Lamley）统计，这个期间中国各地从事乡村建设活动的公私团体有691个。[2]另据杨懋春教授根据申报年鉴统计，自1925-1934年间中国各地兴办的乡村建设、农村改造、民众教育、自治实验计划等共63处。[3]从事乡村建设的学者做了大量关于村落的社会调查，为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梁漱溟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3]中，详细分析了通过“乡村建设”或“乡土重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设想，他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特殊的国情，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农村经济工业化之路与俄国农村经济工业化之路在中国都走不通；中国农村的出路应该立足于维护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乡土重建”工作，在维持农村原有“伦理本位”与土地制度的基础上，提高劳力素质、学习运用农业技术，发展合作运动。以期实现以农立国，“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道路。乡村建设实验在若干方面推动了农村的制度建设，使农村社会出现了有利于现代化的某些变化。[4]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中国的村落研究从泛泛的“社会调查”，进入了一个规范的“民族志”研究时期。一批学院派的本土学者，在吴文藻教授“社区研究”的旗帜下，对村落社区进行了系统研究。1935年，林耀华出版了以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对福建义序家族村落调查的成果《义序的宗族研究》[4]，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的宗族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以及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林耀华对宗族、家庭、个人生命史研究的成就，是文化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具体运用。但学者们已经发现，单纯从亲属称谓所作的观察和描述，可能并不能揭示宗族成员生活关系的全部内容。1944年和1948年，林教授又在美国和英国先后出版了以福建玉田县黄村调查为基础的英文著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5].在著者序言中，林教授指出，真实地再现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的情景，科学认识这一自然经济社会的剖断面，是这本书的宗旨。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费斯（Raymond Firth ）教授为该书作序并对其学术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其简朴的形式下却隐藏着高度的艺术”。《金翼》以小说式体裁展示了生活在闽江中游的一个名为黄村的村庄中两个家族不同的命运，分析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地方农业、商业、地方政治、法律、民俗、信仰、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