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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的现实与前途 作者简介：黄宗智，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荣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创办人。他的两部经典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农业，引发了一场有关“如何认识和评判中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的论战。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的发展，在今天却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对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前途问题，历史上有过不同声音响起，如何批判地看待中国农业的发展历程？怎样看待当下新的发展趋势与现实困难？在一片争论的声音中，中国农业究竟应该往哪里去？ “小农”是符合国情的自然选择 纵观中国人的食品消费，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旧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基本上是“八一一”型，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和一成蔬菜。但是，近几十年来，这种结构已经快速朝着“四三三”型转化，也就是四成粮食、三成肉食和三成果蔬。现在这个转化已经进入中晚期，估计在二十年内将会结束。 中国的农业结构也在根据食品消费的市场需求变化而相应转型，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农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这个消费转型的可能。可以看到，消费结构中最大的变化在于畜、禽和鱼，以及果蔬的产量上，两者都增加了大概四、五倍。 上述剧烈变化的同时，却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一直没有变，那就是中国农业的主体至今仍是以小规模农户及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这部分是由于当前的产权制度，按村和人口来分配承包地，使用权属于各家各户，所有权属于集体，而国家保留了征用特权。在这样一个产权结构下，当然只可能形成小规模农场。 从西方的标准来看，形成这样的局面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国的农场平均不到十个播种亩，而美国的是六百亩。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只可能是在更高度的城市化和农村人口更多地转移到城市后才可能实现。因为唯有那样，才可能形成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农场。规模经济效益，不仅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左派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其实，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源自于对中国农业经济史的基本误解。因为中国农业在人口的压力下，近六个世纪以来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小规模家庭农场上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口压力的这个现实，使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变成前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所指出的那样：它既是一个消费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它的生产行为，能够被它的消费需要直接影响。 换句话说，在人口压力下，家庭农场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一再提高它的劳动投入，即便是它的边际报酬下降到低于劳动市场的价格水平，在逻辑上也可以一直达到它的边际报酬相当于零时。正因为如此，家庭农场在历史上比以利润为主和以雇佣劳动力为基础的经营式农场更具生命力，它能够接受更低的劳动报酬，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接受更高的地租，支撑更高的地价。 在30年代的华北平原，当时只有10%的耕地是依赖雇佣劳动和以利润为主的经营式农场，其余90%都是家庭农场。而在江南平原，这里的棉花经济和丝绸经济比较发达，而这两种经济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棉花用于纺纱，丝绸用于缫丝，这两种劳动当时可以由家庭的辅助劳动力即小孩、老人和妇女来完成，而所需报酬只有粮食种植的1/3到1/2，因此这种家庭农场比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场更具生命力。从明清之际开始，家庭农场已经逐步取代了大的经营式农场，到了20世纪，江南平原上的经营式农场早已销声匿迹。 这样的历史背景正是当时60年代农业现代化的一些先决条件。正因为有这样密集的人口，所以当时拖拉机所起的作用，主要并不是节省劳动力，而是促使劳动进一步密集化。原来在江南地区的耕种是一年两茬：单季稻，冬小麦。拖拉机来了以后，使种植早稻变成可能，因此可以大规模地种植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当年的口号就是“消灭单季稻”。 当时的中国农业实际上是过密化的。所谓过密化，就是边际报酬递减，尤其是在第三茬时特别明显。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世纪。进入新世纪之后，发生了所谓的三大历史性变迁。第一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到了90年代体现在每年劳动力自然增长的下降。第二是城镇化，包括农民工大规模的非农就业。这第一和第二个趋势的交汇就形成了中国务农人口从90年代3.4亿的高峰以每年2%的速度逐渐递减，到了2000年，已经降到了3亿以下。第三就是上面所说的消费结构的转型。正是这三种不同来源的巨大趋势的交汇，使中国农业在今后这几十年中有“去过密化”的可能。 然而，中国要走“去过密化”的道路，将不会是美国式的机械化和规模经济的模式，而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园艺业和养殖业。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塑胶棚蔬菜的种植，它一般需要四倍于露地蔬菜种植的劳动力，而它的收获率能达到更高的比例。在土地相对人口来说严重稀缺的情况下，用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来尽可能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无疑是具有一定经济理性的，而这正是东亚的模式，是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